美国中文作家协会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本期主编李岘的话——
最近网络文学兴起一种文体，叫做“大接龙”——就是同一个命题，不同人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承上启下地将文字延续下去成为一篇文章。美国中文作家协会十六位成员以《闲话大年三十》为题，以“春运、春联、春晚、饺子、年夜饭、拜年”为话题，迎接2016年的“猴年”到来。
美中作协是美国加州政府正式批准注册、由生活在美国并热爱用汉语写作的华人及其他族裔的人，自愿组成的非政治、非宗教、非营利的组织。作协每三个月以“大接龙”的形式推出命题征文，本期由我负责。希望更多的文友加入美中作协。欢迎浏览作协网站 http://www.chinesewritersusa.org
《闲话“大年三十”》
春运与运气
【李岘】要聊“年三十儿”，就要从“春运”聊起。什么是“春运”？春节运输！运什么？人啊！去哪儿？回家呀！
不论你怎么解释，没在中国生活过的人，怎么都听不懂。就说今年的春运，据中国有关部门预计，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29．1亿人次。面对这个数字别说“老美”认为计算错误，连我这个从“个、十、百、千、万”教起的中文老师都怀疑那个小数点点错了位置--尽管中国人口众多，即使14亿人口都出动，也不应该有双倍的人数吧？上网收索，数字还真是差不多，并且有报道说，今年的客流量比去年降低了好几个百分点。2015年是37亿人次，相当于让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总人口搬一次家。仔细一看，这种计算方法是把飞机、火车、汽车、轮船都计算进去了，也就是说许多人坐了火车还要坐汽车，加起来就翻倍了。
“距离猴年大年初一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北京火车站人头攒动。虽然年年春运人们都会抱怨车票难买、列车拥挤，但回家过年依然是绝大部分外出打工者的坚定信念。”
“10万人滞留广州。因车站候车室及候车大堂同一时段最多容纳两万三千人，当局在车站广场搭建十六个临时雨棚，供两万人使用…。”
“上海有三万名乘客滞留……”
是呀，“春运”是一个只有中国人能听得懂的词汇。即使我们生活在美国，记忆使我们知道，要说回家过年，一定要从春运说起。
【赵燕冬】文化大革命后的沈阳，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经济萧条，买不到食物。食品市场物资匮乏，油、肉、糖等主要食物全部凭票供应。只有过年，每家可以凭票买到一斤半斤的肉或鱼，鸡鸭想都甭想。百姓的日子苦，把怨气撒到主管沈阳的陈锡联身上，叫他陈三两，因为每家只有三两油。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几年。
那时我是知青，下乡在昌图县。小队穷啊，1工分是4分钱，一天挣8个工分，一年干下来也就是十几块钱。但那时物价便宜，农村市集的鸡蛋5分钱一个。每次回家，攒的一点钱都换成了猪肉，鸡蛋。因为我知道，家里指望着这点年货过春节。
1971年节前回家，我办的年货除了猪肉，还特意买了两只活鸡。我把鸡装在小纸箱里，还扎了几个洞通气。心想，过年有鸡了，妈和弟妹该有多高兴啊。我回家要到大洼镇坐客运车，坐二小时到昌图站，再搭乘火车到沈阳。从小队到大洼镇有10里地，要走一个多小时。
回家那天，正下着雪，雪打在脸上，就化了。小北风飕飕地刮着，无孔不入地往棉袄里钻。虽然天很冷，但心里是热乎乎的，因为是奔家过年。我背着包拎着纸箱，气喘吁吁地赶到大洼镇的客运窗口。却见一告示牌，说车坏了，没车。客运车一天一趟，车一坏，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来。真是急人。怎末办啊，回小队等两天？还是走到八面城上火车？大洼镇离八面城是35里地。这就意味着还要再走三，四个小时。如果不带东西走，还不算难。可是我背着拎着二十多斤重的东西，怎末走啊？见有几个知青在一旁，问问他们吧。我走过去一问，他们都说要走到八面城。他们也是大包小包的带了不少东西。我就说，那我跟你们一起走吧。就这样，四个知青背的背，扛的扛，挎着拎着大包小包，直奔八面城了。这一路，顶风冒雪，呼哧带喘，没吃没喝，在下午三点多到了火车站。我们顺利买到了火车票，坐上了去沈阳的火车。
天黑时，总算到了家。我递给妈纸箱，说，＂猜猜看，里边是啥。＂。妈说，＂猪肉。＂。我说，＂再猜。＂。妈说，＂鸡蛋。＂。我说，＂对一半，再猜。＂。看着妈一脸雾水的样子，我笑着说，＂活鸡呀！＂。妈连忙打开纸箱，却傻了眼。说＂活的？没气吧？＂。我连忙去看，鸡全趴下了。完了，全憋死了。我好悔呀。我一路辛苦背你来，不能这样啊！不行，不能这么玩完。也不知哪来的劲儿，我抓起一只，连连拍着鸡胸，喊它，喘气，喘气，喘气啊。连拍几下，鸡动了，半死不活的还有一口气。还好，鸡还是挺善解人意的，不负我望。我松了口气--年夜饭有着落了！
赵燕冬的父母与家人
【赵燮雨】我是上海人，由于出身不好，大学毕业就发配到班上同学都不愿意去的山西晋中。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坚持每年都回上海探亲过年。虽然那时比不上现在的大量农民工返乡，可是车次少，春运照样拥挤不堪，而且我每次必须转车。
那年选择了小年夜从山西蒲州过黄河到陕西孟塬转自兰州到上海的52次列车。
兰州是上海当年支内的第一波重点建设大西北的城市，有不少上海支内职工赶着回家过春节。车厢早就挤满，哪容得下孟塬这个小站再上客？
肩膀上一前一后两个装满红枣核桃的旅行袋是从车窗塞进去的---都是老乡呗。我自己从车门硬挤上去，终于关上了车门，火车启动了。
大约花了卅分钟时间从车门口边叫喊“让一让，让一让，我的行李在车厢中间”边置换着移动到了递进行李的地块儿。我的两个旅行袋在地上已经被旅客当凳子坐，我因为求人家帮忙才得以上车，所以没地儿站也只好忍着。正当我不知两脚如何平放地面的时候，我发现最近处三人椅的底下有空档，就窝下身子钻了进去。
在椅子底下，别人的脏鞋之间，我竟觉得格外幸运—在这个落脚都难的车厢里我居然可以平躺在地上！
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醒来也不敢动弹。从孟塬到上海廿多小时不吃不喝不拉不撒就这么在大年夜下午到了上海。出站搭公交到家，正好赶上年夜饭。
过去是城里人从乡下返城，现在是农民工从城市返乡。也许是年轻的原因吧，归乡的路虽苦尤甜，因为他们知道家里的年夜饭在等待着他们。
客运站售票处（网上下载）
春联与年话
【李岘】“客满九洲生意旺，商通四海财源广。横批：恭喜发财。”什么叫春联？这就叫春联--堆砌吉利话。不过贴春联也要当心。据说这副春联没贴到商家门前，而是贴在了某县看守所的正门上……。网民疯传，所长及时改正。新的对联是“克己奉公龙腾一年，遵纪守法平安四季。横批：坚守岗位。”。黑色幽默？这是真事儿，网上连照片都有。所长说前一个“春联儿”是看守所的锅炉工从地摊儿上买来的，所以……. 。不管什么原因，可见过年的“春联”选择性很多，有能力写毛笔字的家庭和单位就自己编词自己写，没能力写毛笔字的人就到“街上”买一对儿。
我父亲五岁学画，写得一手好字，所以家中的春联儿都是父亲亲笔提词，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也没有中断过。不过我永远也忘不掉因为我的原因，差点给父亲带来杀身之祸。
文革时，我家住在省文化局家属楼的半地下室。七家人，一个厨房、一间厕所，左邻右舍常常为一点儿小事吵架，可是又像是个大家庭，今天吵，明天好，还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论谁家包饺子，一定是一家一碗。我父母生长在江南，母亲到了东北才开始学做饺子。由于母亲从小没做过饭，包起饺子像雕塑，从早包到晚也不够家人和邻居吃一顿的。所以我和弟弟除了盼望邻家送饺子之外，就是盼望着母亲年三十才包的一顿饺子。
那年的“年三十”，我可能是十岁左右，按照家里的习惯清扫房间，帮助写春联的父亲研墨和贴春联。包了一整天饺子的母亲将刚出锅的水饺分别放到几个碗里，让我挨家挨户去送饺子。面对热气腾腾的饺子我心花怒放，随口唱起了“我家的表叔数也数不清…… ”那时候全国只有八个样板戏，人人耳闻能详，何况我住在文化局的家属楼，京剧、评剧、龙江剧的名角儿都在这里，大家走到哪儿唱到哪儿，所以对于我来说想唱就唱，东一句西一句，根本不假思索。
当我把六碗饺子送完，端起一大盘饺子上桌的时候，正好唱完了李铁梅和阿庆嫂，随口就来了一段《智取威虎山》中小常宝的唱词 “…风雪夜，大祸从天降…”那一声千回百转的“啊”还没有哼完，只见父亲把桌子一拍：这年还怎么过！
我知道惹祸了。母亲极忙圆场：这楼里一天到晚地鬼哭狼嚎也没见你发这么大的火，大年三十你对孩子生什么气呀！
父亲是南方人，本来就不喜欢吃饺子，所以那盘妈妈包了一整天的饺子就被冷落在桌上。比我小四岁的弟弟可开心了，一个人就吃了二、三十个。那时家家户户都很少包饺子，所以家属楼的男孩们喜欢比谁吃的饺子最多。弟弟上初中时说他一次吃了53个饺子，我至今不肯相信。
不过“大祸从天降”却一语成籖。我只记得那一年父亲写的对联有一句是“一架诗书半窗春色”，结果有一位吃了我家饺子的邻居到单位反映父亲的“春联”是攻击社会主义--诗书是一架，春色才半窗，这不明明是嘲讽“春色满人间”的大好形势吗？父亲差点儿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 从那以后我很在意年三十和初一的言行，即使是现在，我都将这新旧交替的瞬间视为一年凶吉的预示。
李岘父亲的遗笔
【张雅文】我出生在只有一户人家的山沟里。回忆起童年过年，记忆最深的不是新衣和糖果，家穷，父母从没有给我们一帮孩子做过新衣、买过糖果，而我记忆最深的是父亲的笑脸。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不笑，总是为贫穷而长吁短叹，只有到了大年三十晚上，才能看到父亲沧桑的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
大年三十晚上，父母一再叮嘱我们，谁都不许说错话，屋里屋外到处都贴着父亲写的对联，鸡架上写的是“金鸡满架，有蛋不下”，横批是“家藏万贯”。车辕上写着“车行千里远，上坎不用赶”，横批是“大吉大利”。
半夜时分，父亲抹上用猪油做的胰子，在铜盆里洗完手，然后亲自上香、上供，接财神。
接神时，父亲打着母亲做的灯笼房前房后地大声喊道：“发财！发财！发财！”
我们这帮孩子呼呼啦啦地跟在父亲身后，也跟着喊“发财！发财！发财！”
可是，无论父亲多么渴望发财，无论全家多么渴望发财，家里却是越来越穷，一家老小起早贪黑忙活一年，仍然填不饱肚子。全家人都盼望过年，能吃上一顿酸菜馅的饺子，因为只有这一天，一年到头全家人才能吃上一顿饺子。
这种贫困不是我一家，而是当时中国人很多家庭，都是如此。
张雅文（左一）的第一张照片
【周愚】我們中國人過年時，必定都要說些吉利話，即使不說吉利話，也絕對不能說些「死」、「鬼」、「亡」…… 這些凶煞的話，但美國人不計較這些，也不會知道我們中國人的習俗忌諱，絕大多數更不可能知道我們中國人的農曆年是那一天。
大約三十年前，我來美國還不久，住在一間公寓裡。有一天上午，正是我們中國的農曆除夕，老伴和女兒正趕著最後一刻出外採購，當我一人獨坐在屋裡時，聽到了敲門聲，我立刻去開門，見是一位年輕貌美的白人女性，身材妙曼，衣著時髦，笑容甜美。他先向我說了聲早安，接著自我介紹她名叫Monica, 是Final Expenses(最後費用)的業務員，問我可不可以讓她進來。
Final Expenses？對這個我從未聽過的名詞，一時沒有弄懂。她見我沒懂，立刻向我解釋：「就是你死的時候的花費。」我聽了心裡一驚，但一時還沒反應過來，下意識地就讓她進了門，並請她在客廳的沙發坐下。
她坐下後，一面從公事包中拿出一叠資料，，一面對我說：「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因為人人都會死，你也可能明天就會死。」聽她說到這裡，我心裡又是一驚，心想明天是大年初一，我可死不得呀！她則繼續往下說：「所以這件事是越早辦越好，不能耽誤的。」
我一時仍不知該怎麼應對，她見我沒有回答，便把那一叠資料中的圖表拿給我看，指著其中一張說：「我們共有二十幾處墓園可供你選擇，這處好萊塢西側山上的可以看到比弗利山上的明星住宅，所以銷路最好，現已剩下不多，如你想選這裡，現在就須決定。」我心想，到了那時，明星從他們的屋子裡看得到我，只怕我已看不見他們了。
她見我仍沒有回答，又拿出一些照片來，對我說：「我們的棺材也有許多種可供選擇。」說著，她把眼光在我全身上下不停地打量，我奇怪她為什麼會有這個動作，心想幸好老伴這時不在，不然說不定會誤會的。打量了一陣之後，她接著說：「你的身材很標準，不胖，不必買大號的棺材，標準型的就夠了，可省點錢，也很適合你，很舒服的。」我聽了毛骨悚然，想到自己躺在棺材裡會是什麼樣子，什麼滋味。
但是我一直沒有講話，她則又跟我說：「我們棺材、墓地、葬禮全套，並加售後服務，也就是墓園維修。至於付款方法，可以一次付清，也可分期付款，還有一種是終身付款，就是付到你死為止。」她繼續解釋：「一次付清付費最少，分期付款看你選擇的期限長短，至於終身付款，則要看你能活多久，你活得越久就付得越多，如果你今天簽約，明天就死，那就太划算了。」聽她說到這裡，我真不知是笑好，還是哭好。
我還是沒有講話，他又在我身上一陣打量，然後說：「我看你年紀還輕，一次付清最適合你。」說到這裡，她正好看到了掛在牆上的我和老伴的結婚照，便指著照片對我說：「尤其是，如果你和她離婚，就對你更划算，因為你們財產每人分一半，但你已付了的『最後費用』，則已經是完全屬於你的。」
她說這話時，用的是一種極為曖昧的語氣，同時眼波流轉，挑逗意味十足，並且很嫵媚的對著我笑。我心神為之一盪，但立刻驚醒，如果這時老伴在家，我真的明天就會死了。
「怎麼樣，先生，你怎麼決定？」
一直保持不開口的我不得不說話了，因我那時來美國還不久，正準備開始後半生的衝刺，所愁的都是「前途」，從未為「後事」操心。因此對她說：「我現在還不能決定。」
「還不能決定！」她露出驚訝的表情：「要知道，你隨時可能會死，車禍、疾病、謀殺，這些事隨時都可能發生在你身上，要立刻決定呀！」
我又是一陣哭笑不得，他又向我糾纏了很久，見我仍然無動於衷，最後只好放棄，便拿出一張名片遞給我，說：「先生，希望你快點決定，隨時打電話給我，請記住，我叫Monica, 更請記住，死亡這事，隨時都可能發生在你身上的。再見，先生。」
「再見，Monica。」但我真不希望再見到她。
送走了她，我深深地吁了一口氣，雖是寒冬臘月，我卻發現我滿身是汗，濕透了內衣。
三十年來我天天都在想明天會不會死，還好都沒有。死亡這事，隨時都可能發生在我身上，她說得一點都不錯，但我還是希望發生得越遲越好，畢竟這個世界還是值得留念的呀！
周愚結婚照，1962年攝於台北
【李岘】现在中国的“春联”到美国改良了，多数华人的家都因陋就简，在大门外贴个“福”字替代了春联。我也常常将烫金的福字倒贴在家门--这样做不是真的相信民间“倒福”的传说，而是要借那一纸红色体会乡情。不过最近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华人人口的增长，现在连小偷和强盗都知道华人过年贴“春联儿”的习惯，“中国年”期间专拣华人家撬门砸锁。为什么？华人喜欢将现金首饰放在家里。他们看哪家的大门在Chinese New Year时贴红纸，即使不会读那上面的烫金大字，也会是“百发百中”。特别是在“唐人街”，别管是越南人还是韩国人，只要是华人后裔，几乎家家户户都贴“春联”。恐怕今后大家要把“春联”或者福字贴到大门里面了。
饺子与味蕾
【李岘】根据文献记载，春节吃饺子的习俗可以追溯到明朝。于是中国的史学家、科学家和语言学家对“饺子”的名称从天文地理研究到民俗文化，但是老百姓们最关心的还是“除夕夜”能不能吃上饺子！
为了这顿饺子，全世界都要重新组合：“文革”期间是下乡的知情一定要回城市过年；现在是到城里打工的农民一定要回乡下过年。即使是生活在世界不同角落的同胞们，也都会不遗余力地越洋回国。向我这样移居美国二十四年才在中国与家人共度“除夕”不超过四次的人，剩下的就只有遗憾了。
不能守在父母兄弟姐妹身边过年，对于我们这些远离祖国的人来说，这份遗憾被“时差、风俗、人际”无限放大。特别像我这样一定要在西半球与东半球同步“过年三十”的人，这“年”不好过--每当中国的新年钟声敲响之后，我在美国与中国的家人同步吃饺子的时候，通电话时的热闹和一个人在静悄悄的清晨煮几个冻饺子吃的情形常常使我顾影自怜。吃饺子的时刻也就是我最想家的时候。尽管多年以后已经学会了“美国不相信眼泪”，但是渴望与中国家人在“年三十”的那一天围坐在一起吃饺子的愿望，却越来越强烈。
李岘（二排右一）与家人在“文革”时代
【王玮】我小时候在姥姥家长大。姥姥家在怀柔乡下。对城里来的小孙子格外宠爱，每天不吃窝头白薯，吃细粮。隔三差五姥姥还给包一次饺子。每次只包十只，小小的，摆成一圈，够我一个人吃。家里还有小舅，十几岁，没有份。在旁边看着咽吐沫，眼睛里是怨恨。有一次我把一个饺子给大黄叼走，小舅扑上去从猫嘴里抢过来，塞在自己嘴里。逢年过节也包饺子大家吃，但我的饺子肉多，别人的饺子馅菜多肉少。有时候姥姥做几个油饼，剁碎了，包在饺子里当肉吃。姥姥常说，等我的玮儿长大了，挣钱了，给姥姥做一个肉丸的饺子，敞开吃。
到村里串门，大人会问，今天吃啥饭？我说吃饺子。吃啥馅的呀？我说猪肉白菜。大家就羡慕地咂嘴。我喜欢被人羡慕。第二天再问，回答还是饺子。几次下来，成了笑柄。见面就打趣我。今天又吃饺子了？啥馅呀？姥姥知道了，叮嘱我，就说吃窝头喝棒子面粥。我不大明白，但知道他们不相信有人富到每天吃饺子。
运动来了。姥姥姥爷关起门来嘀嘀咕咕，很害怕的样子。小舅每天不在家。一个下午，院子里突然涌进来一群人，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在说话，旁边站着小舅。小舅指着我，说，他们每天给他吃饺子。大家开始喊口号。姥爷筛糠一样抖。姥姥站出来说，他一个孩子，一个孩子。遭到呵斥。当天晚上，我们被轰出家门。姥姥一手抱一个暖壶，一手拉着我，小脚走十几里，回到他们的老家，在一个破屋子里住下。当时是夏天，姥姥一夜不睡，给我扇蚊子。二天后，妈妈赶来，把我接回北京。
后来听姥姥说，是小舅在工作组动员下，揭发了姥爷和姥姥。姥爷的成分是富农，村里又没有地主，首当其冲。每天吃饺子，又引起了众怒。
多年后我出国了，给姥姥打电话，她总是嘱咐我不要太节省，要吃好身体好。美国的饭吃不惯，就包点饺子吃。姥姥去世，妈妈怕我伤心，没有告诉我。回老家的时候，我给姥姥上坟，一边流泪，一边包了十个饺子。纯猪肉馅，一个肉丸，没有放一点菜。
【李占恒】三十晚上包饺子，是妈妈爸爸的专利，我的活计是领着两个弟弟放小鞭儿。一年复一年，到了我16岁那年年三十，忽然我觉悟了，想搭上手帮助爸爸妈妈包饺子。先把棉袄的袖子挽起来，再打上肥皂把手洗干净，然后，我就下手了：皮儿擀不好，我就把妈妈擀好的皮儿拿过来，往里面夹馅儿，学着爸爸的样子，包元宝饺子。还未等把合拢的皮儿压实，妈妈迅疾地把我手上那尚未完成的饺子抢过去，说：“你还是带弟弟玩去，这活不用你干！”。我纳闷儿，自小爸爸妈妈有许多活儿不叫干，比如，挑水，妈妈不叫我挑水，怕水桶压肩膀，不长个儿；父亲劈拌子，不叫我动斧头，拍飞起的木屑蹦了眼睛……这次为什么爸爸让我包饺子，而妈妈不让？
只因为，那年是1961年春节，国家处于严重“自然灾害”：粮食不够吃，肉不够吃，菜不够吃，如此吃上一顿饺子，因为有几个饺子破了皮儿，露了馅儿，煮成了片儿汤，分到每个人碗里的饺子要少上三两个，太令人心疼。
接下来要守岁，半夜吃饺子，以往即便我与弟弟睡着了，妈妈也会把我们叫起来，这年没叫醒我们，全家只在大年初一早上吃了顿饺子。
全家每人分10个饺子，妈妈只吃了一个——在弟弟狼吞虎咽，吃光了的时候，妈妈把自己的分给了两个弟弟，爸爸立马把自己碗中“余”下的两个饺子拨给妈妈，妈妈回手夹给我——爸爸数落了妈妈，妈妈吃下一个饺子。
李占恒（右二）与他的作家老友们逛中国年货市场，对捏糖人儿的手艺叹为观止。
【郭熙】我第一次包饺子是哪一年已经不记得，反正已经很久很久了。唯一能记得的那是一个年三十儿。说的是年三十儿，其实真的是不是三十我也说不清：因为有的腊月只有二十九天，我们仍把那年的最后一天叫年三十。在我的家乡话里，没有除夕这个说法。
北方人过年一定要吃饺子。我们乡下管饺子叫扁食，城里人才说是饺子。很多年后，有一位识文断字的老乡告诉我，扁食其实应该是便食，取其食用起来简单方便之意。我一直怀疑这个说法。在我的记忆里，包饺子实在很麻烦，哪说得上什么方便啊。
就我家来说，从年三十下午开始，一家人就忙开了。照例，父亲盘馅儿，母亲和面。馅是两个哥哥剁好好的。馅儿有肉馅儿和素馅儿之分。所谓肉馅儿，只不过是萝卜中点缀一点儿肉星而已；素馅则是萝卜加碎粉条儿，长粉条儿要留着过年待客用。大概是为了好看，父亲特意剁了点儿胡萝卜，点缀起来。那时吃素馅儿饺子可不是像今天一些人的讲究素食，我家里也没有吃斋之人。说白了，是不得已而为之，一年到头，肚子都吃不饱，哪里有多少肉吃！
馅儿和面都好了，下一步就是母亲擀皮儿，大家围坐在火盆边上包饺子了。那时候的冬天特别冷，再穷的家里也都烧着火盆。火盆是用泥巴糊起来的，一年又一年的烧，里面已经焦化，外面则裂开了不少口子，于是只好用铁丝把它箍起来。平日里，里面放的干草末儿，时不时的冒出一股青烟，直呛鼻子。因为是年三十，今天我们家的火盆里烧的是一个大树根，那是春天的时候刨出来的。火红红的，不见火苗，时时噼噼啪啪作响，犹如鞭炮声远远传来，增添了过年的气氛。随着这些小小的爆炸，一些火粒飞了起来，大家就会赶紧挥起胳膊，试图挡住迎面过来的火星子。
那天，我和小伙伴儿们在外面疯够了，也来凑热闹。按照母亲的要求，先去洗了手。我洗得很认真，用洋碱，也许是胰子（我的家乡话称肥皂为洋碱，称香皂为胰子）在手上搓出许多黑泡泡儿。黑泡泡儿很快变成黑沫儿，又很快没有了。我赶快冲洗干净，像模像样地拿来饺子皮，小心翼翼地用筷子把馅儿夹在皮上，奇怪的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把饺子捏起来。母亲和哥哥则在边上看着我发笑。最后还是母亲告诉我饺子皮反了。原来，饺子皮的两面是不同的：一面撒有干面粉，河南话叫面醭，用来防备饺子皮粘在一起；另一面则没有，馅儿要放在这一面，皮儿才能捏住。有时候面软一些，用力硬捏，有面醭的一面似乎也能捏起来，但饺子到锅里就会出现开口的情况。这也就带来了另外的故事。
很多年后，我写《中国社会语言学》时候，讨论起忌讳，忽然想到了这件事，于是就有了下面一段：
北方人过年煮饺子时，忌讳“破”或“烂”。大人交代小孩子，要说“挣”。我小时候，一直认为“挣”是“正”，以至于有一年正月初一当我发现所有的饺子都很好时说：今年的饺子好，没有一个是正的。如果不是大年初一，这句话给我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
知道了反正，能捏起来了，又遇到的新问题是包好的饺子不会站起来，而是直挺挺地在那里躺着。这时，母亲走了过来，手把手地教我以右手的拇指为一方，食指和中指为另一方，轻轻地让饺子弯起来，原来躺着睡觉的饺子居然就站起来了。
第一次教美国学生包饺子，他们出的洋相跟我当年一样。于是，我就把母亲教的绝招拿出来。他们也成功了。
【余惠芬】2001年的除夕，我没能像往常一样和家人团圆共度，但却是我此生最特别最难忘的年三十。
那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欧克莱分校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由于三十那天恰好是周二，我下午有课，于是将授课内容安排为“中国传统节日及其习俗介绍”。不同于美国东、西海岸以及其他华人较集中的地区，威斯康辛大学欧克莱分校的学生大多来自本州，且以白人为主，他们对中国了解不多，对中国文化更是知之甚少。基于上述原因，我讲授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非常受欢迎。按学校规定每班学生人数应在30以内，如授课教师同意，也最多可以增至33人，因此我的班每学期均为33位学生。
年三十下午的课堂上，我先借助PPT、视频等现代化手段，给学生们介绍了中国主要的传统节日，重点介绍了春节及其相关习俗，然后我告诉大家：“今天就是中国的除夕，我将按照中国传统习俗给每位同学发红包（其实每个红包里面只有一张崭新的一角钱纸币，是我专门从中国带来的）”。同学们喜出望外，欢天喜地的欣赏、交头接耳地比较刚拿到手的红包及从未见过的人民币；这时，我又宣布：“如有兴趣学包饺子，可以到我的寓所去，我教大家包饺子，并请大家一起享用饺子晚餐”！教室里顿时响起欢呼声、口哨声以及桌子的拍打声。结果，除了事先有事有约的，半数以上学生跟我走。
回到寓所，我立刻将成品饺皮和拌好的馅子拿出来，学生们开始不知从何下手，在我耐心示范并一一手把手传授后，大家急不可耐地开始各显神通。伴随着一阵阵的尖叫声，成品不断地生产出来。看着摆放整齐的饺子阵，有同学突然说，“大家看啊，我们包的饺子是不是很像秦兵马俑，队形排列整齐，高矮胖瘦无异，但形状表情却各不相同”。其他同学纷纷随声附和，而我在感叹美国学生想象力丰富的同时，也不禁为他们对中国文化了解方面的进步感到高兴。
热气腾腾香味诱人的饺子一盘盘地端上桌子，同学们立刻对着“兵马俑们”大打出手；战果可想而知：这锅未熟，那盘光。正在想着如何加快煮饺子的速度时，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刀叉碗碟交响曲中，同学们一齐涌进厨房，每人均用不太标准的中文对我说了一句话：“老师新年快乐！”；“Julia，我爱你”；“谢谢”之后大家一齐唱起了“Happy New Year”。
这时我听到有人上楼梯的脚步声，原来是住在一楼的日本夫妇回来了。我们这栋房子据说是原校长捐出，专门用来作为中国学者公寓的。房子共两层，我们两位中国学者住二楼，一楼一般给短期来访者暂住。那段时间是一对日本夫妻住着，先生来读MBA，并兼教几节日语课，而太太只是陪读，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给老公做饭，尤其喜欢学做中国菜。离春节还早，日本太太就不停地问我“在中国如何过春节”，“年三十都吃些什么”等。当然，每次必问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做的？”。年三十那天上午，我在做包饺子准备工作时，她就把笔记本电脑和一个很精巧的小秤拿上楼来，认真地跟我学习饺子馅的做法。由于我都是根据馅子的多少凭经验放盐、糖、味精等佐料，对于各种配料究竟放几两几钱根本说不出个所以然，因此我每放一种佐料，她都要先拿过去用秤过一下，然后在笔记本电脑上记下来。尽管如此一来影响了我的工作效率，但看她那个认真劲，也不好说什么，当然心底还是有那么一点自豪感的。
日本太太和我的学生们打了招呼后，就有点不好意思地跟我说，想要一个饺子给她老公尝尝，如果老公喜欢，她下次就试着给他做。我说一个饺子两个人怎么尝，多拿一点。经一番客气和感谢后，她端了半碗饺子满意地走了。
日本太太走后，同学们吃饺子的速度突然慢了下来，而且一边吃，一边眼睛不停地盯着厨房和锅里看。我正纳闷，一位大个子男同学走到我身边，怯生生地问：“老师，我可以带一个饺子给我女朋友尝尝吗？”我说：“当然可以”。听到这话，马上又有几个同学上前要求“带一个饺子回去”，有的说给妈妈尝尝，妈妈如果会做了，就可以经常在家里包饺子吃了；也有的说，爸爸去过中国，很喜欢中国食物，如果给他带一个饺子回去，那可能是最好的中国年礼物了。见此情景，我马上对大家说：“今天我很高兴看到同学们不仅了解了中国年吃饺子的来历和意义，而且还学会了包饺子。今晚没吃完的饺子，大家全部打包带回去”。我话音一落，同学们马上说：“老师，我们吃饱了，现在可以打包了”。尽管每人的密封袋里只分到几个饺子，但同学们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在每人给我一个拥抱后，欢呼雀跃地走了。
看着这群可爱的学生们离去的背影，我的眼睛湿润了，心里满满的幸福感及美美的充实感。
余惠芬（左一）与她的美国学生一起包饺子
年夜饭与年味儿
【李岘】说起年夜饭，就不能不提“春晚”。全中国十几亿人在“年三十”的晚上、同一个时间段、观看同一个电视节目，在全球也应该属于独一无二。这种情形对我的美国学生怎么解释都无法让他们理解。可是当代中国人没有几个不知道年夜饭与“春晚”是孪生姐妹，从三十晚上六、七点开始，中央一台就开始播放歌舞、戏剧、小品。你想换台？大多数地方台也在转播中央台的“春晚”。十几亿的人，不论是男女老少还是工农商学兵同看一台节目，难免就被大家评头论足。但是不满的情绪不影响第二年的收视率，十几亿人口接着看。就这样，看“春晚”的习惯也就被我们带到了美国。
不能守在父母兄弟姐妹身边过年，对于我们这些远离祖国的人来说，这份遗憾被“时差、风俗、人际”无限放大。特别像我这样一定要在西半球与东半球同步“过年”，在美国加州和中国的15个小时的时差中严格遵循中国人“看春晚、吃饺子、拜年”的习惯，尽管有家有业，结果每年在美国我都是一个人吃“年夜饭”。
中国晚上六、七点钟的时候是加州凌晨三、四点钟。不能回中国过年的时候，我总是要在天色还没亮的时候强迫自己起床。运气好的时候可以在电脑上看到“春晚”直播，运气不好的时候就只有看电视录像了。
有一年我起来得很早，可是在网络上折腾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有把电脑调好。问谁？家人在睡觉，朋友也不好清晨打扰，急得我五次三番地给国内的弟弟打电话。弟弟在电话里指导我上了几个网站，可是效果仍然不好。最后我所幸在越洋电话里听弟弟解说“春晚”的节目了。那时可不是像现在有微信免费聊天儿。从我来美国，一分钟的电话费从几美元到十几美分我都经历过。去年开始网络有进步，与国内同步看“春晚”基本上是可以做到了。这是不是就一解乡愁了呢？对于我，年夜饭仍然是一个人的“庆典”—美国的先生和美国长大的儿子，他们永远都不会像我这样从熟睡中爬起来吃“年夜饭”。所以每年都是我一个人裹在毯子里、坐在电脑前、披头散发地一个人对着电脑傻笑！说傻笑，是因为看到有意思的小品想与人分享的时候却没人在身边。不过多年后改掉了我在国内电视台工作时养成的那种一定要对节目的好坏“评头论足”的毛病。现在觉得能够在美国看到网上免费而又清晰的“春晚”，已经是极大的恩赐了。
不过当中国的新年钟声敲过，轮到吃饺子的时候就会觉得“春晚”如海市蜃楼，美丽却难以留住。一个人在静悄悄的清晨煮几个冻饺子算作年夜饭，吃的时候就免不了有些顾影自怜。要是正赶上我那天上午有课，我还要带着困倦开车去学校的时候，那就不是伤感了，而是沮丧！
李岘（左一）2015年与弟、妹在中国给母亲祝贺81岁生日
【贾非】七十年代的一个除夕，在一条大界河畔的小镇的夜晚，听不到往常过节的鞭炮声。怕和打仗的枪炮声混在一起。人们在“防战”的心态下过年。
为了给还小的两个孩子梅梅和小凌添一些年味和喜乐气氛，我把白天冻好的一大水桶冰，外围用开水加热，倒出大圆形的冰桶，再用开水协助抽出预先留好的冰心里的一个木桩，放进预先燃好的红蜡烛。摆到院心事先砌起的大雪堆上。一只独出心裁的大冰灯，就破天荒出现了。照得小院子里通亮。两个孩子活蹦跳跃、欢天喜地，禁不住悄悄鸣放了几响小鞭炮。惹得邻居院子的孩子也过来围观、欢跳不止。
到了正月十五元宵灯节那一天，如法炮制的大小冰灯，就出现在我那一趟房的家家木栅栏院子里。一条冰灯小街的悄然出现，大有一个年俗形成的势头。
竟然连鞭炮声也肆无忌惮地爆响成一团。
过年是老百姓一年到头的一个好盼头。放鞭炮点灯笼处处亮才是个太平年的兆头。
管他哩——该死的是战争！
那以后，所幸战争退让给了太平。终于人们可以宽心的过年了。
多年后小镇、小城、大市都搞成了冰灯节、冰雪节、冰雕节，而且越来越大扯到国际性的冰雪文化大赛节，遍及省城、东北亚洲乃至北半球。后来有人说没准儿都是我们当年“穷乐和”过年引发的专利吧。
其实，天下太平是人类祖先传辈的祈愿。过年——春节只不过是吉祥盛意的制高点。
“大年三十儿”——除夕，是人类的童年与诸多吉祥之神相互守护的爱意盛典。
年味儿，搅拌着童年记忆和古老的乡愁，流落在全球各地。张灯结彩着世界。
【康鸿熹】1984年，我刚从美国到台湾没多久就是“春节”。第一次的春节就和一个台湾家庭一起过的。我穿上中国服装和朋友一起去了一趟基隆，但是吃过饭也没搞清楚大家在庆祝什么。吃完饭又去放鞭炮。他们说是专门给我放的。第一次看人把鞭炮挂在一个棍子拿着放。很开心哦。后来知道那天是“除夕夜”。
康鸿熹（前排右三）
1986年，在杭州又过了第一个在中国大陆的春节。年三十的晚上我穿着大衣跟朋友跑到杭州灵隐寺拿着灯笼跟大伙一起庆祝。我还记得在灵隐寺与大家拜年的时候，也就是看人怎么做我也怎么做！
康鸿熹在灵隐寺。
【尹建梅】别以为我们北方人过年只吃饺子，还有很多别的呢。近年根开始蒸馒头，要蒸好多，至少要吃到正月十五。蒸馒头是各家媳妇的手艺大比拼。 面要发得恰到好处。发过了劲儿掰开馒头里面是马蜂窝，没发够硬得像砖头。 恰到好处的白面馒头一个个皮光饱满，身姿挺拔，不高不矮。 过年要跟平日不同， 每个馒头顶上按个红枣，有人家馒头顶上涂颜色。 除了馒头，还要蒸各种花样。 我奶奶每年要蒸刺猬驮元宝，家里有男孩子要蒸一条长虫，就是蛇。 把面搓一粗条盘起来，头上按绿豆当眼睛， 用缝衣服的顶针在蛇身上按出鳞的花纹。同样，女孩子蒸条鱼，吃余粮， 就是家里有剩余的粮食给女孩子吃，中原文化重男轻女，表现在各个方面。除此之外，还蒸枣花， 把面剂子搓长条，按扁折叠，弯成S型或W型 ，每个弯处夹住一颗红枣，用筷子把它夹紧定型，上笼蒸熟。最重要的center piece，我奶奶称枣花糕，其实不是糕，就是面剂子夹枣， 一层层垒上，堆成一个小山状，蒸熟。
妇女们蒸枣馒头是一件神圣的事。蒸的枣花要用给各神位上供，喂饱一家老小，并且招待客人。蒸好的面食储存在大瓷缸里，封好，放在阴冷的地方，北方寒冬中可以存放好久。
年三十吃饺子，初一早上还是吃饺子。后面各家就是各家的传统了。 我家初一中午吃熬菜。 熬菜主料是大白菜，配以事先炖好的海带猪肉。连皮的五花肉切厚片，酱炒；海带泡开洗净展平叠好，在案板上切成条。 肉快炖好的时候放入海带，当海带炖熟并和猪肉的味道充分融合的时候， 就可以出锅了。一般年前要炖好一大锅，放入大瓷缸内，置阴凉处。吃的时候先把大白菜用酱翻炒后加开水，再去缸里挖点炖好的猪肉，两部分在熬菜锅里混合，成就了最美味的猪肉海带熬白菜。我的老家远离海边，海带大概就属于海鲜了。有的人家还多点花样，猪肉海带熬白菜里再加入素丸子，粉条， 冻豆腐，等等。
没有炸货也不能算过年。我家每年炸素丸子炸焦页。 胡萝卜擦丝，拌上鸡蛋，豆面，配以芫荽末，调成半干稠糊，下手挤丸子。我跟我姐配合，她挤丸子我管捞，一边炸，一边吃，极美味，也没少挨训。炸焦页也简单，用鸡蛋加点糖和面，杆薄，切方片，油炸即可。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用有限的资源，发挥各种创造力，成就了年味的记忆。
【郭俊丽】我小的时候，春节才每个人可以买两斤带鱼。妈妈的炸带鱼最好吃，金黄色，又劲道。年夜饭时舍不得吃，我偷偷藏在兜里，准备慢慢享用。
吃完饭和小伙伴们打着灯笼疯跑，一不小心摔了个跟头，带鱼也摔进了土里。我心疼得哭了起来，发誓等以后有钱了，天天吃炸带鱼。现在带鱼满大街了，我却担心胆固醇太高，白给也不吃了。
这个带鱼梦看来是没有机会实现啦！
【赵燕冬】我在“春运”中提到的那两只让我历尽千辛万苦才从乡下带到城里的鸡，虽然救活了，年三十的时候妈妈又让我杀了它算一道年夜饭的大菜。我从小帮妈做活，顶个小大人，加上在乡下做“赤脚医生”，这活儿舍我其谁？我左手抓鸡腿捏鸡嘴，右手执刀，对着鸡脖子抹去…….也许是经历了买鸡、运鸡、救鸡的过程，面对大难不死的鸡，我持刀的手软了。鸡挣扎着。 又一刀下去，鸡使劲扑腾，吓得我松开了手。
受伤的鸡跳翻了碗，冲出了门。我站在走廊里发愣，不知如何是好。
许久，隔窗看去，它已在院的角落里躺下，慢慢倒了最后两口气，抽搐了一下不动了。两条鲜红的血迹，滴落在厚厚的积雪上，明晃刺眼。
年夜饭的桌上终于有了红焖鸡。弟妹油着嘴，雀跃欢闹。只有我，兴味索然，没有碰它。
几十年过去了，每次想起自己的残忍行为，就深深自责不已。我想，这辈子，是歉它的了。
赵燕冬1971年在乡下做“赤脚医生”。
【许晓妮】 在我的办公室里摆放着女儿的这张照片，那可爱的模样，灿烂的笑容，让我时时开心，尤其是她穿着的一身大红棉服更是让我想起那年的春节：女儿五岁时，我们全家回上海过春节，下飞机时正逢年三十晚，张灯结彩的城市，浓浓的年味朴面而来，让这个生长在美国的小人儿着实震撼了一把，兴奋地叽叽呱呱，问东问西。回到家时年菜已经摆满了一大桌，中间铜火锅正欢乐地冒 着泡泡，兴高彩烈的外公外婆，见到这个日夜思念的小外孙女，又是亲又是抱，然后就拿出了一套早已准备好的大红棉袄棉裤立马给她换上，外婆即刻就教她，中国人过年见面时都会说："恭喜发财！"当女儿大声地学着说时，我立即就按动快门抓拍了这张照片。女儿又蹦又跳：“过年喽！过年喽”！外公开心地望着身穿红色棉服的小外孙女说：“真是个中国娃娃！”以后每当女儿看到这张照片时就会回忆起那个难忘的春节，也会更加认同自己是个“中国娃娃”。长大后她会更加确切地告诉别人：“我是生在美国的中国人！”
许晓妮女儿的童年照片
【文昊】每逢过春节，我们在异国他乡的游子除了不胜思亲，总是会想各种办法要把年过出“味儿”。由于在美国我们读书工作不会因为春节而放假，但不论大家有多忙，每到除夕夜，虽然没有家人一起，中国留学生们总是会聚在一处包饺子、看春晚。还记得去年我们八九个同学聚在我家一起包饺子聊天。每个留学生都是“中华小当家”，做得一手好菜。我们放着《步步高》《春节序曲》等喜庆的曲子，包饺子、看春晚、一起吐槽、打闹，谈笑风生，不亦乐乎。虽然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习俗也不甚相同，但和来自全国各地同龄小伙伴们一起过春节，也是一种别样的幸福体验。
拜年和团拜
【李岘】拜年应该是年三十的最后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午夜12点的钟声敲响之后，第一时间给人拜年是对那个人的尊重。所以自从有了电话，钟声之后是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可是这几年听不到电话声音了，听到电话震动声也不用介意，把手头的事情忙完再看也不晚，反正发来的年话和视频都是大同小异，只是别忘了在年三十一过就要完成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为什么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也都学会用中国发明出来的“微信”的原因吧。
【李凡予】手机出现后，微信尚没崛起之前，短信是一统拜年的天下。
大家都知道，拜年是中国人表示礼节和沟通感情的一种方式。最早的拜年方式是近处登门拜访，远处是拜年书信或者是明信片。电话普及了之后，年三十往往是在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中度过。BB机出现后，拜年第一次出现在了液晶屏上。之后是短信、彩信，再后就是微信了。
有了短信后，拜年短信逐渐成了春节传达情感，表达礼节的主要方式。不知何时，短信拜年也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规矩：晚辈儿、学生辈儿大都在腊月二十八拜年，下级向上级拜年大都是在腊月二十九，平辈、平级大都在大年三十年夜饭前拜年。尤其是逐渐出现了各种拜年的段子，大家竞相转发。
记得那是2004或者2005年，智能手机尚未流行。本人用的是Nokia3250，一款不错的手机。好像是8MB内存，能存许多许多电话号码。我存了大约有一千四五百个电话号码，尤其珠海台和哈台的大量业务关系以及教过的许多学生的电话号码都存储在了手机上。
那一年，真的是从腊月二十八就开始不断地接到拜年短信。可是我工作太忙，一直就是只看不回。结果到了年三十晚上当我想回复拜年的时候，我才发现，差不多收到了800多个拜年短信。而其中有许多不署名的。
回复800多个短信不可以都是一样的。短信内容要符合对方身份才行。学生、晚辈，下级、合作伙伴，上级、长者，同事、平辈等等，都需要编写不同的“拜年嗑儿”。800多个短信要回，这在现在的智能手机时代，可以分组优化，或者与电脑联机，用键盘和鼠标操作电话号码簿重新归类，尚且需要许多时间。那个时代，800多个电话号码要想统计分类只能先用手把这些电话号码抄下来，然后再输入回手机，形成“组”，然后通过不同的组，发送不同内容。
工程从傍晚开始，一张张卡片记下密密麻麻的人名和电话号码，然后重新编一个短信，把这同类的上百人加载在发件栏联系人。仅是不停地添加人名和号码，检索一遍就要半个多小时。
年夜饭匆匆过去，春节晚会匆匆过去。不说食不甘味，只说没记得年夜饭吃的是什么菜，没记得春节晚会有什么节目。一批一批地将回拜的短信发了出去。零点前，终于将最后一个短信发了出去。
一口长吁未尽，又想起一个很重要的领导，我没给他拜年。赶紧拿起手机准备撰写一个拜年段子发给他。写点什么呢？弄了一晚上短信，脑袋于浆糊一样，根本写不出来。好吧，天下拜年段子一大抄。我翻了翻别人给我的短信内容，学学别人的“拜年嗑儿”。
真好，找到一个。离零点钟声还剩最后一分钟，我将短信复制、粘贴，一键发送。终于把活干完了。
等等，不对，刚才的短信的署名没改，我发出去的短信署名还是周xx。嗖地，一股冷汗直冒：这可怎么办？发出去 就收不回来。这不仅是丢死人了，而且还是极不尊重对方。
灵机一动，我又重发了一个段子，告诉对方，我在玩一个优秀短信评比活动，请他阅示。这条短信发出后，自己越想越不对，我这种行为无异于骗人。因此，我决定通过电话承认失误。可是这电话始终没打通。
一天两天…电话越是打不通，越觉得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直到正月十五，我才看到他。可当我问他是否接到我的拜年短信并想向他解释署名出错的问题时，他告诉我出国刚回来，手机没有接到任何短信，因为手机短信只保留了十五天，他回来时刚好过了十五天。
上帝呀，为了这一条失误的短信，我整整焦躁了十五天，患得患失。他他他，他没事了…
为了一条错发的短信，这一年的春节我都没过好！呵呵…
【李岘】现在2016年的大年三十已经进入倒计时状态，还有几个小时就到看春晚的时间了。今夜无眠，因为今夜难眠--许多国内的朋友已经开始通过微信发贺年卡了。在此我们美中作协的全体会员向关心我们网站的每一位读者朋友恭候新年：祝你们猴年吉祥如意、心想事成！
完稿於中国时间2016年2月7日下午四点
（美国《华人周末》报纸2016年以专刊连载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