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他们两个不知这是哪一天。
1945年年末还是1946年年初?
都不知道。
囚徒没有表,手表早在被捕第一天就被没收了。没有日出日落,更没有日历,整天就按着看守人员的口哨起床,出工。囚徒们背地里称口哨是催命哨,吹一天,少一天。
他们发现这天晚上,看守们聚在一间大房子里,又喝,又唱,又跳,好像在庆祝节日。一个个喝得烂醉睡得跟死猪似的,连值班看守都跑去喝酒了。
于是,就决定在这天午夜行动。
午夜,岛上一片死寂。
他们所住的帐篷里死剩不多的囚徒,一个个都像蚕蛹似的裹在破旧的毡子里睡得很死,发出半死不活的鼾声和呻吟声。
他们两个悄悄地起身,抱着破毡子,借着大铁桶炉火里最后一点光亮,蹑手蹑脚,像猫一样向门外走去。掀开帐篷门帘的刹那,靠门口一个红鼻子的家伙,睁开眼睛瞅瞅岗察洛夫,刚要张嘴说什么,被岗察洛夫一拳打昏过去。
他们踏着雪光,摸索着,来到一块大石头前,从石头缝里掏出事先藏在那里,冒着生命危险偷来的几个马铃薯及两块黑面包,按照事先看好的路线,向东南方向的海边奔去。
这时,从山上忽然传来狼狗的吠叫,“汪汪汪!汪汪汪!”很是吓人。
苏立群说:“不用担心,那帮家伙醉得跟死猪似的,快走!”
他们匆匆走下山坡,来到覆盖着厚厚积雪的海面上,不顾一切地向前奔去。
不知跑了多久,天空透出了灰色的光亮,他们回头望去,只见死亡岛就像一座灰色的大坟冢,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两人不由得紧紧地拥抱,祝贺逃跑的初步成功。他们感到一种重获自由的无比欢悦,觉得每吸一口空气都是清新的,自由的,充满了甜美的味道。
他们用破毯子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只露两只挂满冰霜的眼睛,就像一对大蝙蝠,在这白茫茫的大海上艰难地跋涉,没有指南针,没有日出日落,只能按照昼夜交替时不太明显的界线,大概判断着方位向着东南方向奔去。饿了啃一口面包,渴了吞两口雪,困了却不敢躺下,一躺下就永远别想起来了。实在困得不行,就一个人靠着另一个人的肩膀打个盹儿。
最初几天,老天对他们还算开恩,除了零下四十几度的高寒之外,并没有袭来暴风雪,偶尔还发现银白色的海面上,有一些凌乱的脚印,冰面上散落着被野兽吃光了的人形骨架。他们知道那肯定是逃跑犯人留下的。
这天,从北极袭来的暴风雪终于来了。
可怕的暴风雪就像龙卷风一般,带着一种不祥的哀号,呼啸着,在这无边无际的海面上疯狂地肆虐,把两个本来就虚弱不堪的生命,撕扯得如同破布娃娃似的。他们怀着强烈的求生愿望,不屈不挠地挣扎着,搏斗着。两人手拉着手,一次次地从雪堆里爬出来,一次次地唤醒自己:快爬起来,活下去!一定要顽强地活下去!
暴风雪过后,他们越走越艰难了。
最后一块面包吃光了。可眼前却是望不到尽头的银白色大海,看不到任何人烟的迹象。寒冷、饥饿、死亡,就像驱不散的阴魂,时刻包围着他们,死神就像影子一样,与他们形影不离,随时准备把他们带走。
最可怕的时刻终于降临了。
苏立群忽然喊了起来:“快看!那是什么?……噢,是炊烟……是木刻楞房子……听,还有狗叫呢!上帝……我们终于逃出来了!”说着,踉踉跄跄地向前奔了几步,一头扑倒在冰面上。
岗察洛夫发现苏大哥出现了幻觉,因为前面什么都没有,只有缥缈的望不到头的海岸线。
这是一个比死亡更安静、更可怕的夜晚,静得能听到冰层下面海豹或鲨鱼游动的响声,能听到死神在头顶上空得意的狞笑,能听到生命消失前那种艰难的喘息声。而裹在破毯子里的体内血液却在缓缓地放慢,在一点点地接近永恒的安息。
苏立群躺在冰面上,露出一张髅骷般的面孔。岗察洛夫跪在他身边,两人的手紧紧地握着,一对生死相交的朋友在这冰雪覆盖的海面上,进行着永别前的最后一场对话。
“兄弟,我不行了……不能拖累你了。”
“不,我绝不能扔下你,无论死活我们都要在一起!”
“兄弟,我多想跟你一起逃出去呀……可我实在不行了。记住,你一定要活着逃出去……兄弟,拜托你一件事……你要答应我。”
“你说。”
“你要把我的申诉材料寄给苏维埃政府,寄给中共中央……告诉他们,他们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是错误的……还请你给我家寄封信,告诉我的家人,我爱他们……”他从内衣兜里哆哆嗦嗦地掏出一沓皱巴巴的纸张,递给了岗察洛夫。
“不!不……苏大哥,你不能死啊!你扔下我一个人让我怎么活下去?”岗察洛夫趴在苏立群身上无力地呜咽起来,“不……我不能扔下你……要死我们一起死……”
“兄弟,你一定要活下去,你的未婚妻还等着你呢。兄弟,你要按我说的去做……否则你根本逃不出去。你要用小刀把我……”
“不!不——”岗察洛夫惊恐地大叫。他知道苏立群指的是什么。
“记住,一定要按我说的去做……爬也要往前爬……多爬一步……离自由就近一步。兄弟,永别了。”说着,举起手中的小刀,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向瘦成一层皮的脖子抹了下去。
“不——不——”
在随后到来的数天里,有多少次,岗察洛夫真的想放弃生命了,死了算了,不再受这份罪了。他躺在冰雪覆盖的大海上,看见苍鹰在头顶盘旋,以为他死了,要来啄他的尸体。但是,每当他想放弃自己的时候,就觉得他没有那份权利,因为他背负的不再是他一个人的性命,而是还有一个人的。
于是,他背负着两个人的性命,走了多少天,已经毫无记忆,只是机械地挪动着麻木的双脚,向前走着,爬着。
当他爬到一个结着薄冰的冰窟窿前,终于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再也爬不动了,便失去了知觉。
九
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第一眼看到一束像小红辣椒似的灯光,在他左侧一闪一闪地跳跃着光亮。他以为又是幻觉。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灯光了。
他发现自己光溜溜地躺在一间挂着鱼皮、兽皮,地窨子式的屋子里,周围充满了鱼腥味儿。门外传来群狗咬架的吠叫声。他这才意识到他还活着。
渐渐地,他看见身边有两个身影,一老一少,像是一对父女,都穿着兽皮缝制的皮袄,跪在他身边忙活着。他们长得不像俄罗斯人,好像是蒙古人。老头抓起一团团雪搓着他的双脚。女孩子跪在他的右侧,用雪搓着他的手和胳膊。
他发现自己除了脑袋能思维之外,手和脚都是麻木的。雪搓在他身上就像搓在木头上一样,丝毫没有感觉。他脑海里顿时闪现出在安拉斯小镇,那些在前线冻掉手脚的士兵,拄着双拐,在痛苦中苟且偷生的悲惨景象。他觉得宁可死,也不愿那样苟且地活着。
“你好……谢谢你们救了我。”他翕动着干裂的嘴唇,费很大劲才用俄语说出这句话。
看他醒了,父女俩脸上露出惊喜,叽里咕噜地说的话,既不是俄语,也不是英语。他一句都听不懂。
但是,他却从老头比比划划的手势上,从年轻女孩子满含泪水的表情上,看懂了一切。
只见老头指指他的双手,又指指他的双脚,做着锯掉的动作。
年轻女孩子一听父亲这么说,叽里哇啦地哭喊着,扯开她的兽皮袄将他的双脚紧紧地搂进怀里,生怕它被锯掉似的。
那一刻,尽管岗察洛夫的双脚毫无知觉,但是,他的心却是有知觉的。
他感到在这高寒的世界里,居然还有一股温暖的暖流从女孩子的心房里流出来,流过他坏死的细胞,一直流进他的心里。他那只撒哈拉一般干涸的眼窝里噙满了泪水。
“谢谢你,姑娘!谢谢你!”他明知她听不懂,仍然用俄语向她表示感激。
女孩子十七八岁的样子,黑黑的皮肤,黑黑的眼睛,圆圆的脸蛋,留着两条经久不洗、已经黏滞的黑辫子。
岗察洛夫费了很多心思,总算弄明白了父女俩的身世,他们是爱斯基摩人,也叫尤皮克人。从前住在西伯利亚东北部。由于父亲与头领不睦,全家十几口人搬到这里,一场暴风雪夺走了全家人的性命,唯独剩下他们父女俩。
父女俩不停地揉搓着他的手脚,以求激活他已近坏死的细胞。渐渐,岗察洛夫的手和脚开始钻心般地疼痛,疼得他“啊啊”大叫。女孩子看到他手脚终于有了知觉,高兴得哭了。
在随后的日子里,父女俩精心地照顾他,女孩子寸步不离地守着他,用一只粗糙的木头勺子,一口一口地喂他鲸鱼肉或海豹肉。他庆幸没有被截肢,手和脚只冻掉了几个指头,就这样,他在地窨子里留了下来,善良的姑娘乌丽雅成了他的妻子,从此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因为他是逃犯不敢离开这里。第二年夏天,老人去海边打鱼再也没有回来。从此,这个尤皮克人的地窨子只剩下他和乌丽雅,后来又多了两个虎头虎脑的小家伙。
岗察洛夫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沉默,学会了酗酒,一喝酒就醉得一塌糊涂,几天几夜都醒不过来。经常莫名其妙地冲着妻子咆哮,发完火又抱着妻子大哭,向她道歉。两个小家伙长得就像两只小海豹,煞是可爱。
在那些没有夜晚的白昼时间里,小家伙就像春天原野上的小野鹿,蹦蹦跳跳地围着父亲,在父亲身边叽里哇啦地跑着,叫着,追赶着他的狗爬犁。只有这时,岗察洛夫痛苦的心灵才会掠过一丝短暂的快乐。
有时,岗察洛夫高兴了,教小家伙说几句俄语或中国话,有时还会哼几句悲怆的歌:“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在阳光充足的夏天,他经常一个人跑到海边,坐在沙滩上,手里攥着伏特加,一边喝酒,一边望着大海,望着天空一动不动的浮云,一直喝到醉死过去。一群狗蹲在他身边像守护神似的守护着他,直到乌丽雅跑来把他弄回家去。
在他心里,一切都没了,爱情,前途,一切一切都死了,唯独一个愿望还活着,而且活得十分顽强,那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扼杀的。
他只是在等待时机。
1954年夏天,一个太阳高悬天空的傍晚。岗察洛夫坐在地窨子门口,跟妻子一起侍弄鱼,晒鱼干。群狗忽然汪汪大叫起来,只见一个背枪的猎人远远地走过来,看样子像个俄罗斯人。
岗察洛夫主动上前打招呼:“喂!朋友!从哪来的?为什么跑到这里来了?”
“你好!见到你们太高兴了。”那人摘下礼帽,微微鞠了一躬,自我介绍,“我叫普利斯,从南边维斯克小镇出来打猎迷路了,就跑到这来了。遇到你们,太令我高兴了!”
这里很少来人,岗察洛夫留猎人一起共进晚餐,跟猎人攀谈起来。
从猎人那里得知,斯大林去年3月已经去世了,去年12月,内务部长贝利亚也被处决了。听到这一消息,岗察洛夫觉得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
于是,他写了两封申诉信,一封是自己的,一封是苏立群的,请普利斯代他发出去。可他不知道应该寄给谁,他想,判决书是内务部特别会议下发的,干脆就寄到莫斯科苏维埃内务部收,落款写的普利斯的住址。
临走,岗察洛夫给普利斯带了不少鱼干,一再拜托他,收到回信请他务必给他送过来。普利斯对岗察洛夫的遭遇很是同情,满口答应。
四个月之后,普利斯果然送来了一封信,上面只有两行字:
“尼古拉·阿里克塞也维奇·岗察洛夫和苏立群二人,早在1946年1月2日在新生岛服刑期间,因越狱逃跑已被看押人员当场击毙。”
那天晚上,岗察洛夫又喝得酩酊大醉。
从此以后,在岗察洛夫的世界里,就像北极漫长的冬季一样,再也没有了阳光。
后来,为了孩子能够接受教育,他带全家搬到了维斯克小镇。
在随后到来的漫长岁月里,岗察洛夫被人彻底地遗忘了。后来,赫鲁晓夫上台,苏联开始为受迫害的大批政治犯平反,却不包括岗察洛夫和苏立群,因为他们早已被列入“看押人员当场击毙”的死亡名单。再者,岗察洛夫的父亲牺牲了,谢尔盖也随着贝利亚一起被处决了,没人能证明他是革命者。
不过,搬到维斯克小镇以后,岗察洛夫总算回归到了文明社会,能读到报纸,听到广播了。
1962年,他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描写苏联集中营生活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在《新世界》杂志上,他找来看了。他很敬佩这位有良知、有胆识的作家。他相信,这位作家如果没有吃过爬满苍蝇和蛆虫的死狗,没有用海黏泥填饱肚子的体会,没有像狗一样屈辱的经历,绝对写不出这种感受。从此,他格外关注索尔仁尼琴这个作家的名字。
不久,他却看到报纸上开始批判索尔仁尼琴,说他诬蔑无产阶级专政。岗察洛夫气坏了,大骂那些批判者不敢正视现实!
十
一天夜里,岗察洛夫躺在床上睡不着,忽然冒出一个大胆的、连他自己都感到震惊的想法,决心把他所经历的一切写出来!
他想,就从父亲接受谢尔盖叔叔指示,全家逃亡那天写起,把他们全家的悲惨遭遇统统写出来。
他觉得,他的遭遇不是他个人的,也不是他一个家庭的,而是一个民族的,甚至是人类的!他要把他在集中营里所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消亡的生命都写出来。尤其要写出用生命换取他人活命的苏大哥。
而且,他想好了题目:《活着,为了天堂的钟声》。
自从有了这个想法,他的生命状态完全变了,性格也变得开朗起来,甚至偶尔有了笑声。多年不见阳光的心灵,终于有了阳光,本无希望的生命似乎有了希望,有了精神支柱。
他买来纸和笔,每天趴在桌子上尽情地宣泄。
1988年夏天,一个阳光大好的下午。
乌丽雅带着孩子到海边捕鱼去了。岗察洛夫一个人趴在桌子上聚精会神地写着书稿,桌子上放着酒瓶子,写一会儿,喝一口。
他没有听见敲门声,只见一位西装革履、有几分官员派头的中年人走进屋来,身后跟着一个司机模样的年轻人。中年人问他:“请问,您就是岗察洛夫先生吧?”
此刻,他正写到被押到死亡岛这段,思绪完全沉浸在锥心的往事之中,并没有听见对方的问话,只是直愣愣地盯着对方。
“您好!”中年人微笑着自我介绍,“岗察洛夫先生,我是区委的。莫斯科给您寄来一封重要信件,让我们给您送来。”说着,将一信封恭恭敬敬地送到岗察洛夫面前。
岗察洛夫却没有接,而是平静地问了一句:“什么信?请随便坐吧。”
“啊,谢谢。”中年人并没有落座,“岗察洛夫先生,是关于您平反的重要信件,请您看一下。”
“请帮我拆开好吗?”岗察洛夫说道。
“这……”中年人犹豫了一下,还是拆开信递给了岗察洛夫。
岗察洛夫扫了一眼来信,见上面只有短短两行字,又说了一句:“麻烦你把它给我撕掉好吧。”
“岗察洛夫先生,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撕掉它呢?要知道,那是有关您的政治生命。您不是很早就向莫斯科申诉过吗?”中年人显得大惑不解。
“好吧。既然你不肯代劳,那我只好亲自动手了。”说着,岗察洛夫抓起那封信,“刷刷”地撕了,把纸屑往地上一扔,对着看得目瞪口呆的两位来者,毫不客气地说道:“请你转告莫斯科的官员,就说尼古拉·阿里克塞也维奇·岗察洛夫,并没有被看押人员当场击毙。他还活着,他像猪狗一样地活着!仍然活在这个丑陋的世界上!”说到这里,他的语气变得激昂起来,就像在法庭上陈述一样,“请你转告他们,岗察洛夫不需要一张废纸。他得了肝癌!他需要活下去!需要吃饭,需要治病!他不需要一张擦屁股都没用的狗屁废纸!听好了,岗察洛夫不是在乞求你们,而是要求政府支付他应得的赔偿!”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厉声道,“我问你们,为什么光给我一个人平反?为什么不给中国人苏立群先生平反?他是跟我一起出逃的!他是一个高尚而伟大的人,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贡献了一切!你们为什么不给他平反?啊,对不起,”他忽然意识到不该冲两个送信人发脾气,说了一句,“我不该冲你们发火”。
“啊,没关系。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岗察洛夫先生,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后来,苏维埃政府为岗察洛夫父子颁发了英雄勋章,并决定向岗察洛夫支付一笔奖金。但不久,苏联解体了。这笔奖金也就不了了之了。
十一
外面起风了。
那凄唳唳的风声抽打着窗子,也抽打着两颗欲哭无泪的心。
韩雪忘记了给壁炉加煤,炉火已经燃成了灰烬。客厅里显得有些冷,三个人都抱着膀,坐在令人窒息的客厅里,陷入了痛苦的沉默。
面对死里逃生的岗察洛夫,韩雪不知该如何去安慰这位昔日的恋人。
她觉得眼前的一幕,跟五十年前有着惊人的相似,又有着惊人的不同。
五十年前,在松花江边那幢布满蜘蛛网的小木屋里,为了爱情,岗察洛夫违背了父亲的诺言,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将他们父子天大的秘密告诉了她。五十年后,他又将这一切都告诉了她。所不同的是,生命属于他们的却再也没有将来了。
此刻,她多么想像从前一样,扑到他怀里,用她浑浊的老泪去安抚他那颗破碎的心,用她布满皱纹的老手去抚摸他的累累伤痕哪!
然而,“人成各,今非昨,病魂长似秋千索”。
时光不再,一切都不可能了。
她看着岗察洛夫,只见他毫无表情地坐在沙发上,一只眼睛望着已经燃尽的炉火。其表情似乎在告诉她,他不需要安慰,任何安慰对他来说都是没用的。她知道,对这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意志力比钢铁还要坚强的人来说,几句狗屁不当的安慰丝毫没用。
末了,岗察洛夫让思雪从旧皮箱里取出一沓材料,以及一张苏立群的平反证书。
他操着近乎冷漠的语调,说道:“我这次来中国,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找到苏立群大哥的家人,把这份迟到的平反证书送给他们,告诉他们苏大哥爱他们,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看到岗察洛夫手中的两张平反证书,韩雪不由得想起了丈夫肖泽明,想起了刚刚获得平反的父亲。肖泽明临死前,也是这样,像捧着命根子似的,捧着一张平反证书。如今,岗察洛夫又捧着一张纸,跟肖泽明的一样,只有两行字,不同的是,一个是中文,一个是俄文。
拿着这张轻飘飘的平反证书,她忽然在想:这张薄薄的纸真能告慰死者的在天之灵吗?生命不再,这迟到的告慰能起什么作用?是告慰死者,还是安慰活人呢?
看到这一切,她有一种顿悟:在保卫人类和平的大战中,留下名字的人太少了,而没有留下名字,甚至被人误解、背着罪名离去的人太多了。所以,苏联人民为了缅怀那些无名的英灵,在莫斯科红场竖着一座无名英雄纪念碑,上面刻着这样一句话:“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永世长存。”
这天晚上,韩雪留岗察洛夫父子在家里住的,没有让他们去住旅馆。
第二天,韩雪带着岗察洛夫去找苏立群的家,没有找到,苏立群留下的地址早动迁了。韩雪又找到当地派出所,得到的答复是:苏家的户口早在1962年就迁到南方了,没法查找了。
随后几天,尽管外面很冷,韩雪拖着虚弱的身躯,陪伴着岗察洛夫,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幸福时光。
陈曦开车拉着他们,去中央大街,去江边,去岗察洛夫从前生活、工作过的地方,看看哈尔滨的变化,去华梅西餐厅吃西餐,照了好多相。
照相时,岗察洛夫戴着礼帽和墨镜。大大的墨镜遮住了他脸上的伤疤,也遮住了那段悲惨的历史。
婉如要带他们去兆麟公园看冰灯,说今年的冰灯节格外热闹,从罗马尼亚、俄罗斯、加拿大、日本来了不少外国人,还说要举行冰雪狂欢节呢。
岗察洛夫却婉言谢绝了,说他累了,让婉如带着思雪去,让儿子开开眼界。
岗察洛夫喜欢跟韩雪一个人待在家里,坐在暖烘烘的壁炉前,看着婉如给他包饺子,给他剥橘子。他们手拉着手,就像一对老夫妻,谈谈从前,谈谈彼此并不知晓的往事,谈谈各自的孩子,谈谈这次来哈尔滨的感受,不时抬头瞅一眼对方,给对方送去一个苦涩的微笑,感叹一句不该感叹的话语:“唉,如果能永远这样该多好啊!”说完,又无奈地摇摇头。
有时,彼此谁都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望着对方,透过被无情岁月揉搓得不成样子的老脸,遥望着遥远的过去,遥望着那对风华正茂、热恋中的青男少女……
临走前一天傍晚,婉如早早就把思雪接走了,说去商场给他们买点东西带着,还说要带思雪去吃俄式大餐。韩雪明白女儿的心思,为了让她跟岗察洛夫单独多待一会儿。婉如还说,明天中午,她和陈曦在马迭尔宾馆餐厅为他们父子饯行。
婉如带着思雪刚出门,渺渺又来了,拎着两瓶茅台,进门就说:“岗察洛夫先生,实在抱歉,我明天要去黑河出差,不能为您饯行了。所以提前来向您告别!”
“没关系。谢谢!”岗察洛夫微笑道。
韩雪一听渺渺要去黑河,忙问:“渺渺,死冷寒天的!去黑河干啥?是公出吗?”
“不是。”渺渺对着韩雪耳语,“元旦放假,我想去母亲当年插队的村子看看……”
“去那个鬼地方看啥?”韩雪顿时明白了,渺渺要去找自己的生父,忙把渺渺叫到卧室,劝她,“孩子,姥姥劝你别去。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可能改变了。你何必自寻烦恼呢?”
渺渺却说:“姥姥,自从得知了我的身世以后,我心里非常痛苦,我长这么大了,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你说我……”
“孩子,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韩雪拍拍渺渺的肩膀,劝她,“可你想想,你找到 他又能怎样?能认他吗?”
渺渺一时无言,她并没有想那么多。
“渺渺,听姥姥劝吧。有些事就让它永远地埋在心底吧。人世间的好多事情,都不是我们一个平民百姓所能改变的。你看看我和岗察洛夫……”
一说到岗察洛夫,渺渺忙安慰起姥姥来:“姥姥,别难过……”
“姥姥劝你,别去黑河了。”
“好吧,我听你的。”渺渺最终同意了。
送走渺渺,韩雪和岗察洛夫转身回屋,岗察洛夫习惯地揽住了韩雪并不年轻的腰,两个心照不宣地瞅瞅对方。
回到客厅里,两人坐在沙发上,望着炉火,谁都不说话,一种离别的愁绪就像开门钻进来的一股冷风,在客厅里久久不肯散去。明天就要分手了,他们心里都明白,这将是他们今生在一起的最后时光,再见面,只能等到天堂了。
韩雪问岗察洛夫想不想看电视。
岗察洛夫却摇摇头,指了指茶几上渺渺带来的两瓶茅台,说:“亲爱的,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韩雪瞅瞅他,没吱声。
他们到来的第一天晚上,思雪就比比划划地告诉她,岗察洛夫身体不好,肝癌晚期,已经大面积转移,而且有严重的心脏病,不能让他喝酒。
岗察洛夫看到韩雪为难的样子,就说:“亲爱的,请不要拒绝一个即将死亡的人,最后一点可怜的请求吧。你我都知道,这将是我们今生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让我们喝一杯好吗?”
“可你的身体……”
“我的身体并不重要。岗察洛夫只想恳求你,满足他最后一点儿心愿吧。”
见岗察洛夫如此恳求,韩雪只好起身去了厨房,拿来一瓶起开的五粮液,端来一碟哈尔滨红肠,一碟花生米,放在茶几上,回头去取酒杯。
当她拿着两只酒杯回到客厅里,却发现,岗察洛夫就像一个饥饿难耐的婴儿,两手抱着酒瓶子,咕嘟咕嘟像喝水似的喝起来,转眼工夫,大半瓶五粮液已经见底了。
“天哪!你怎么能……”她急忙上前夺下酒瓶。
岗察洛夫用衣袖抹一把嘴巴,冲着她尴尬地笑了笑:“嘿嘿!好久没喝酒了。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
随后,他那颗被酒精燃烧起来的心灵,借着酒力激动起来,脸上的伤疤也因酒精的作用而变成了紫色,那只忧郁的灰蓝色眼睛也放出光来,滔滔不绝地说道:“亲爱的,来,干一杯!……好好,你不肯干。那我自己来!亲爱的,我非常感谢你,在我人生的最后时刻,给了我莫大的幸福……不,请不要打断我,听我说!我在集中营里,一心渴望见到你就是我活下去的最大动力!是的,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男人,没有过高的奢望,也没有什么真正的信仰。我不像你我的父亲,他们都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直到死,都忠实地捍卫着他们的信仰!而我的信仰却是父亲逼出来的,是为了完成父亲的使命才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但是,自从被判刑那一刻起,我的信仰,我的主义全完蛋了,只有爱情还活着!我说了,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男人。不想当什么英雄,只想做一个平凡的人,只想跟我相爱的人厮守一生,就像现在这样……你瞧,就这么一点奢望!亲爱的,你看我这点要求,多么低俗,多么简单,多么没出息的人生奢望啊!可是……”他越说越激动,越说越充满了哀伤,脸上淌着泪。
“不不!岗察洛夫先生,你不要那么说!你并不低俗,你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男人!”韩雪急忙安慰他,用纸巾拭去他脸上的泪水。
“不!我的一生毫无价值,无论是对国家,对民族,对家庭,对个人,都毫无价值!我活得猪狗不如……呜呜……”酒精使他失去了理智,抱住韩雪像孩子般的哭起来。
“不,岗察洛夫先生,请你不要难过!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个英雄。你勇敢,坚强,我非常敬佩你!亲爱的,我一直深深地爱着你!我一直珍藏着你写的日记!”韩雪将岗察洛夫搂在怀里,流着泪,极力安慰他。
岗察洛夫抬起头来,望着近在眼前的韩雪,用手抚摸着她的脸颊,问道:“亲爱的,你说的是真话吗?”
“当然是真话!”
“噢,上帝……谢谢你,只有在你面前,我才知道我曾经是一个优秀的男人,才知道自己也曾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可现在,我多么希望我的脸没有被毁,我没有得绝症,我像从前一样是一个强壮的男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了一个即将告别人世的废人!亲爱的,我多么渴望能真正地拥抱你,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怀着自卑的心理,侧过我该死的左脸,躲避着你依然美丽、依然让我心动的眼睛啊!”
“不!请你千万不要再说了。我这老脸老得都快成榆树皮了。”
“不,你依然美丽……可我,不可能了,一切都不可能了!”他越说越激动,越说越老泪纵横,好像要把他一生的委屈和痛苦,都统统倒出来似的,“是的,那个残暴的暴君早已经死了。可我们这些被暴君摧残的最后一批生命却还活着,却像猪狗一样地活着!”
“岗察洛夫先生,你不要难过,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了。我要告诉你,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深深地爱着你!”韩雪极力想把岗察洛夫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想岔开话题,“你不是说,你一直在写书吗?将来……”
“不!请你不要再提那该死的书稿,那些东西狗屁不是!一点用都没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早就出版了。他是著名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被称为俄罗斯的良心。总统亲自请他回国呢!而我是什么?我是一个被人遗忘,被人唾弃的小人物。我写出来的书,没人给你出版,即使出版了也没人看!我知道,我们这样一个蝼蚁般的弱小生命,在浩大的人类面前,就像一颗小沙粒,一棵小草,无论你存在与否都是微不足道的,没人会在乎你!可是,对我们个体生命来说,却是、却是……”说到这里,岗察洛夫突然用手捂住了胸口。
“岗察洛夫先生,你怎么了?”韩雪急忙扶他躺下,“快躺下,我去打电话请救护车!”
“不,不……不要打电话,没用了!”岗察洛夫连连摇头,极力装出微笑的样子,用最后一点微弱的气力,道出了一番肺腑之言,“亲爱的,请不要离开我,只有在你面前,我才觉得自己又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正常人。亲爱的,能躺在你的怀里死去,将是我最大的幸福……请把我的骨灰……撒在我们曾经发过誓的小山上……我到天堂里等你……”
“不——不——岗察洛夫先生,你不能死啊!你快睁开眼睛看看!你这么死了,让我怎么向思雪交待呀!岗察洛夫先生……”韩雪抱住岗察洛夫大声哭喊。
思雪和婉如回来时,岗察洛夫已经永远地睡去了。
他睡得很安详,很平静,就像孩子躺在母亲的怀抱里安睡一样,脸上涂满了柔和的蜡色灯光。他好像再也没有了痛苦,没有了残暴,没有了屈辱,有的只是母亲般温暖的、永恒的怀抱。
望着岗察洛夫安详的遗容,韩雪不由得想起另外两个与她相关的男人——肖泽明和保罗。他们都是这样躺在她怀里去世的。岗察洛夫则是第三个。她奇怪,保罗和岗察洛夫都失去了一只眼睛。他们都是带着一只眼睛离开世界的。
“亲爱的,安息吧!祝你们在天堂里生活得自由、幸福,再也没有了人世间的烦恼。”韩雪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
婉如和思雪拎着大包小裹兴冲冲地回来了。
婉如进门就喊:“妈,怎么不开电视呢?快看新年联欢晚会!”随手打开了电视,一位歌唱家正在唱着《难忘今宵》: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新友与故交,明年春来,再相约,青山在,人未老,人未老……”
思雪进门就闻到了一股强烈的酒味儿,又看到父亲躺在韩雪怀里,顿时明白了什么,急忙奔到岗察洛夫面前,拉起父亲的手,哽咽无语。
“思雪,实在对不起,”韩雪抚摸着岗察洛夫的脸颊,泪水不断地滴落到岗察洛夫渐渐舒展开的额头上,“都怨我,不该让他喝酒……”
思雪望着安睡中的父亲,用半是俄语、半是中文的话语,笨笨卡卡地哽咽道:“韩雪阿姨,请您不要自责。这样的结果,也许正是父亲所渴望的……”
此刻,电视里礼花漫天飞舞,响起了新年的钟声“当——当——”
而在这里,一个历经人类坎坷的生灵,带着新年伊始的钟声正向天国飞去,越飞越远,越飞越高,只留下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背影……
不久,在皇山墓地,多了两座黑色大理石墓碑。
墓碑上没有姓名,只刻着一句话:“这里长眠着一位二战时期的无名英雄!”
另一座墓碑上刻着:“他没有留下尸骨,只留下一颗不屈的灵魂!”
2007年6月10日动笔于北戴河
2012年5月1日完稿于北海
后记:
永远的钟声
张雅文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产生动意想写这部小说的,也许是十几年前,也许更早。
但真正触动我心灵,让我沉下心来回望那段并不久远的历史,认真思考那些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的生命,从中理出我的人物,编织出我的故事,从而挖掘出深刻的历史内涵,还是来源于近些年来的采访。
我所生活的黑龙江是一个集聚了中国、俄国、朝鲜、日本、蒙古等多个国家、多个民族的地区,是一片流血的土地,曾长期被外寇奴役和欺凌,沙俄割地,日本入侵,伪满洲国,开荒团,细菌试验,都曾发生在这里。但是,纯朴善良的黑龙江人就像一位善良而伟大的母亲,敞开她那虽然瘦弱但却慈悲的胸怀,不仅接纳了数十万外国逃亡大军,包括沙俄的白匪军,而且也接纳了日本侵略者溃败时所留下来的大批遗孤。这些漂泊在异国他乡的生灵,承载着不同时期的政治风浪,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生存下来,从而演绎出多少悲欢离合,演绎出多少催人泪下的心酸故事?我听到和见到的实在太多了。故事中的人物命运所折射出的深刻内涵,远远超出了黑龙江地域范畴,超越了国界,成为人类共性的东西。
在哈巴罗夫斯克,一个因“间谍”罪名被处决的俄罗斯小伙子,临刑前,他呼喊着一个哈尔滨姑娘的名字:“余静,永别了,我亲爱的姑娘了!我们只能到天堂再相见了!”
在贝加尔湖畔,一个中俄混血的中年汉子,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在贝加尔湖畔,陪伴他的只有一条牧羊犬。当年,他曾是一个帅气的混血儿小伙子,马上就要跟他心爱的中国姑娘结婚了,却忽然收到一张通牒令,勒令他三天之内必须离开中国,否则将以特务论处!他只好与未婚妻挥泪告别,两人相约:“亲爱的,我一定要回来娶你,你可一定要等我呀!”她哭泣道:“我一定等你!你可一定要回来呀!”
他回到了贝加尔湖畔,等了一年又一年。夏天,人们经常看见他醉倒在湖边,唱着悲怆而绝望的歌:“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劝他,中苏关系解冻了。你可以去中国找你心爱的姑娘了。他却说:“找她有什么用?她早已成为别人的新娘了!”
人世间多少美好的爱情,都被黑龙江冻死了。又有多少青男少女在期盼与守望中,苦度着短暂人生?
几年前,我曾经采访过一对马瑞连夫妇。他们父辈的经历深深地震撼着我。马瑞连先生是个中俄混血儿,他是齐齐哈尔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械厂的工程师。其父亲马员生是早期王若飞介绍入党的中共优秀党员,1927年被中共中央秘密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第二年却被打成“托”派,从此,三次被捕,三次被判刑,在西伯利亚监狱度过了二十六个年头。直到1955年,在董必武的过问下,他才带着刚刚几岁的混血儿子回到中国。后来,中苏关系恶化,文化大革命,马员生又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在反省的牛棚里,他写出了三十万字的自传《旅苏纪事》。
像马员生这样的中国青年,并不在少数。黑龙江有一批对国际情报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早期革命者,都被冠以“叛国罪”、“日本间谍罪”等诸多罪名,被判刑、被处死了。一位叫高庆有的同志,曾经创建了沈阳和哈尔滨两个国际情报站,对共产国际情报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早在三十年代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决了。其亲属直到八十年代才获知这一准确消息。还有的被冤死后,至今连尸骨都没有找到。
在马员生父子身上,我不仅看到了残暴统治对一个中国革命青年的迫害。而且,从他带回来的混血儿子身上,看到了一个从小被歧视、被压抑的孩子,在漫长岁月中所形成的胆怯、卑微、处处谨小慎微的性格,看到他的言谈举止,让我感到心酸,几次落泪。
战争与残暴的统治,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泯灭人性的杀戮。
多年前,我曾经深入采访过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罪行,准备写一部揭露日军罪恶的书。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在采访中,令我震惊的不仅是日军用活人做试验的灭绝人性的行为,而且还有一些革命志士被冤屈、被埋没的历史真相。一位满脸核桃纹似的老妈妈,流着泪,给我拿出厚厚一沓申诉材料,几十年来,她一直在为丈夫鸣冤叫屈,说她丈夫是革命者,不是叛徒和汉奸。
真正触动我,让我沉下心来回望那段并不久远的历史,并决定酝酿这部长篇小说的,不仅是那些悲剧的故事,还有北方女性那种刚强、执着,不肯向命运低头,不肯向丑恶屈服的强悍个性!
我见过太多的北方女性,她们平凡而伟大,强悍而柔情。为了给丈夫的冤案平反,她们从满头青丝申诉到满头白发。她们的鞋底磨坏了一双又一双。她们的一生是在呼唤正义中度过的。为了追求爱情,她们可以毅然决然地与家庭绝裂。为了革命,她们毫无惧色地面对敌人的屠刀。在她们身上,无论是对爱情的坚守,还是对正义的呼唤,无论是承受苦难的能力,还是面对生死的淡定,都深深地震撼着我,呼唤着我,激励着我的创作激情。
另外,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都有几千万同胞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没有留下名字,连尸骨都不知藏在何处?有的甚至成了冤魂。为此,莫斯科红场立有无名英雄纪念碑,上面刻着:“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永世长存。”
今天,我们再回望那段血染的历史,似乎觉得它已经走远了,只留下一个灰色的背影。但是,拨开岁月的迷雾,沉下心来静静地聆听,你会发现,历史老人的脚步并没有走远。它就在我们身后不远处徘徊呢,不时敲击着我们浮躁的心灵,以唤醒我们并不遥远的记忆,来聆听历史的钟声。
为了创作这部作品,我就像一条大章鱼,把触角伸到一切可以伸到的地方,哈尔滨、黑河、呼玛、小丁村、富拉尔基、佳木斯……去采访,去钻图书馆,查资料,进教堂,跟东正教徒们促膝长谈,看阅《满洲黑手党》、《旅苏纪事》、《哈尔滨俄侨史》、《东正教史》、《我是日军翻译官》等几百万字的资料及《古拉格群岛》等书籍。
2007年6月10日动笔,到2012年5月1日最后一稿,差一个月历时五年。我跟我书中的人物形影不离,度过了一千七百多个日夜,白天与他们对话,夜晚在睡梦中常常被他们唤醒。
我一边写一边不断地修改,究竟改了多少遍,无法统计,只记得从头到尾大改动了六稿。2010年6月,请五位评论家及资深编辑,对书稿进行审读,提出许多宝贵意见。我又对书稿大手术改了一年多。期间,请两位熟悉哈尔滨的资深编辑为书稿把关,请东正教工作人员对书稿中有关宗教章节进行审阅,请资深编辑多次提修改意见。
在此,我向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的评论家、编辑,向作家出版社编辑王宝生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谢谢他们给予我的鼓励和支持。
此刻,我像所有的母亲一样,对这个即将出生的婴儿,寄予了无限的厚望。我期待着它的出世。
参考资料:
《满洲黑手党》,约翰·斯蒂芬著,刘万钧等编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我是日军翻译官》,山大柏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
《哈尔滨历史编年》,李述笑著,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出版。
《旅苏纪事》,马员生著,群众出版社1987年内部出版。
《哈尔滨档案》,玛拉·穆斯塔芬著,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
《哈尔滨俄侨史》,石方、刘爽、高凌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东正教史》,乐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俄罗斯东正教与黑龙江文化》,郑永旺著,2010年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东铁路与黑龙江文化》,马蔚云著,2010年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俄侨与黑龙江文化》,荣洁著,2010年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