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晋
（上）
当结局早已明朗，后来者似乎比当事的前人更“明白”当时应当怎样去做。
我刚刚上大学的某年，在山西省人民银行的一间简陋宿舍里，我和退休多年的祖父祖母聊天中，忽然问他们：您们1949年那会儿为什么没有往台湾跑？或者香港？令我不解的是，俩老人都哈哈地笑起来，好像没有听见我在问什么，到最后谁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我则进一步认为他们当时也太没有眼光了，甚至有点不可思议。
后来听到父亲详细讲起那一段家史，我开始为自己感到惭愧。
2009年夏天，我回国时路过北京拜见了已近90岁的八爷郝师俭（父亲的八叔），顺便想听他讲家事。乡音未改的老人家给我们讲了许多故事，特别当我听了其中的“1949望长安”的故事后，才真正如梦初醒。因为我从来没有设身处地地把自己置于那兵荒马乱而动荡的年代去思考，所以自己充其量只是一个人人都“会”的事后诸葛亮而已，此后留在我心里的也就不仅是惭愧了 … …
1947年11月12日，石门（今石家庄）被解放军攻克，它也是内战中解放军占领的第一座大城市。当时祖父母、父亲、叔叔和姑姑们正在那里工作、生活。炮火尘埃落定，市民、士兵尸横遍城，残垣断壁、满目疮痍。祖父抛弃石门的家，只带细软率全家随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石门分行职员北上北平。
一路先是马车，到傅作义地盘后才有的火车坐。到了北平，祖父买下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童冠贤在东单麻线胡同的院子，安顿好家眷，在位于东交民巷的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现中国银行所在地）恢复了工作。父亲和叔叔常常回忆起他们在北平的那一段无忧无虑的生活：念书、淘气、打架……。为祖父拉洋车的车夫，感激于祖父对他的接济，还经常拉父亲、叔叔到城外玩，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
转眼到了1948年底，华北形势吃紧。在天津攻坚战即将开始和开始后的那段时间，家族在天津的多家商行（聚兴顺、公兴顺和万顺喜等）一片混乱，经理、掌柜们纷纷弃店而逃，作为东家少爷的八爷郝师俭则在那里为家里冒险看店。1949年1月15日天津被攻克。
紧接着，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正式投降，北平和平易手。很快，解放军军代表来到了中央银行，宣布银行职员留下来为新政府工作的，月薪160斤小米。祖父不愿留下，于是又一次带全家出了城；像石门那样，身后丢下了麻线胡同的院子和留在北平的一切。
离开北平到哪里去呢？政府的地盘越来越小，未来的情况混沌不明。榆次早被“八路军”（那时山西人继续称解放军为八路军）占领好几个月，家族大院成了军政府临时所在地，太原也已陷入重围之中，家乡是回不得了。“望长安”就成了祖父那一辈人当时的新希望。
回首不久以前的抗战时期，除了重庆作为首都要力保外，六朝古都的长安如果沦陷，其对中国的心理及文化影响，和对抗战意志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占领长安，对日本也有相当的实际意义和重要的象征作用。在日本人的强大攻势面前，长安和国民政府挺住了。因此，从当时的文化和政治意义上讲，长安（西安）不陷，政府就不倒。
抗战时期除父亲外，祖父祖母和叔叔、姑姑们就工作生活在宝鸡。那时既懂英语又通经济、商贸的人极少，故一有美国商贸、铁路等涉及经济的代表团来访西安，祖父即被小车请去西安做翻译，事毕再送回宝鸡。所以，西安、宝鸡本来就是祖父母非常熟悉的地方。同时，有政府的地方，家族的产业就有保障，慢不说祖父待遇优厚的公职了。
基于这样一些情况，特别是西望长安的大信念，当时包括祖父母在内的许许多多中国人都追随国民政府往西逃。
祖父西退的路线是：出北平，经张家口、大同、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到银川。因为一路上经过的这些城市都有家族商号（聚兴顺分号、天顺长分号等）便于获得经济来源，同时战乱危险略少。一路上，由于各地所属不同的占领区，祖父他们能乘火车就乘，没有火车就坐汽车甚至马车，有时还不得不住在简陋的塞外荒原小店。有一次父亲嫌店里脏，就一个人溜出来睡在了停在外面的卡车上，半夜寒风呼啸，附近不远处狼嚎声持续不断，响彻原野。虽然恐惧已极，却又不敢下车返回店里，只能硬着头皮撑到天亮。什么时候回忆起来，他都不寒而栗。 就这样风尘仆仆一路到达银川。那里，有已经在中央银行工作的三伯父郝朝瑞接待。
因兰州、武威和酒泉都有家族商号（聚兴顺分号、福泰昌分号等），且这些地方都在西安以西，是相对于西安的“大后方”。所以，全家歇息后继续向兰州方向进发。
到达兰州住了一小段后，形势的恶化却大大地出人意料。5月21日西安即被解放军攻占；7月中，宝鸡城破；8月，解放军已兵临兰州城下，兰州岌岌可危。就在这当口，祖父一人到酒泉时和留在兰州的祖母失散，所有人都一片茫然。焦虑、紧张和不安紧紧地压在他们心头。
望长安，这个美丽的泡影，在公历1949年，民国38年，就这样随着西安、宝鸡被解放军攻占而破灭。
接下来怎么办？到哪里去？这是祖父和祖母需要分别各自面对的艰难抉择。
由于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天津的资本家和生意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大量逃跑，为了稳住他们，不让天津市场陷入混乱而崩溃，1949年4-5月份，中央派刘少奇到天津做工作，并发表了著名讲话，核心就是他后来遭到批判的所谓资本家“剥削有功论”。有鉴于此，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情，祖父就从酒泉到了天津。在天津没有见到他的妻子儿女，但见到了他的八弟，我的八爷郝师俭。
话分两头，再看祖母和她的孩子们这边：由于和祖父失散前曾经讨论过今后可能的去向：天津、北平、太原或回老家榆次，其中更着重谈到最后一线希望：四川和西南地势险要，昔有刘备踞险成蜀汉，今有民国守渝抗日寇，而且成都也有家族商号“协庆丰”。不过已经长途亡命六、七个月了，前途越发渺茫，信心更加低落；祖父去酒泉前并没有定下来到底最后去往何处。
所以在兰州眼看不保的情况下，祖母必须自己做抉择：她当机立断决定带全家入川，追求那最后的一丝希望。那年祖母才只有26岁，同时她押注祖父或许也会去四川。
8月20几号的兰州城外不远，枪弹横飞、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大战尤酣。
每人一根金条的机票价，祖母一行和佣人5、6人登上了兰州飞往成都的飞机。据父亲后来回忆：飞机靠窗有两排座位，人们对面而坐，中间放置行李。那时的飞机，声音很大，震耳欲聋。在成都下了飞机后，他们耳朵被震得厉害，说话需要大喊，否则彼此就听不见。
在开往成都的路上，他们默默无语；疲倦的身后留下的是破碎在西北的那个惆怅的梦，那个“西望长安”的梦。前方面对他们的是另一个前途未卜的城市，还有无法预测的全家未来的命运。
1949, 望长安（下）
山西榆次王村的郝家，到1949年时，是已历经了300多年的晋商豪门巨族。商业网络遍及全国主要城市，分号100多家，聚兴顺、天顺长等并曾在莫斯科等俄国城市设立分号。祖母娘家是太谷南席武氏，晋商大户。三百多年前两家先人曾经一同在东北、朝鲜创业。
如今，祖母带着孩子们来到了郝家设在成都的商号——“协庆丰”总号。
“协庆丰”是开店100多年的匹头庄，同时兼做其它方面的生意。货物从上海分号沿长江到重庆，再到成都。协庆丰地点在成都少城黄瓦街。店里有专门免费接待远途客户的客房， 作为东家的人，祖母一行就被安顿在了店里的客房居住。
父亲他们被祖母安排去了私塾上学。少城是当时成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热闹非凡。放学后父亲和叔叔姑姑们，就在少城一带玩耍。
祖母没有在成都见到祖父，一直靠商店接济相当于预支，并非长久之计。因为按照规矩，全国各店每年年后回榆次王村向东家交账，然后家族各门才按照分家时的股份各取所得。
不久，祖母通过商号间的通讯网络，知道了祖父已在天津。但是，战争依然没有结束，路途漫漫，成都、天津“颜色”不同。
街道上不时能看到行进的士兵队伍和疾驶而过的军车，警报声时常响起。9月的成都，安静中隐含着即将来临的杀气。
就像在股市中，上升期的三千点和崩盘时的三千点不可同日而语。同样是占据四川，胶着状态成就了蜀汉和民国政府；溃败状态下，结局只能是一败涂地。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
怎么办？当然，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应该继续跑。或者台湾、或者香港。可是祖父祖母已经跑了半个中国，一个个希望接连不断地变成了失望。即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如果跑到海南岛，那岂不还是白搭？谁能断言台湾不是下一个兰州、下一个成都？无人能够未卜先知！ 就是台湾，即使到了现在不还在大陆的军事压力之下？台湾，香港不是还有人为此而移民？
所以在眼看成都以及西南难以持守的情况下，筋疲力尽的祖父和祖母协商，决定由祖母去成都的中央银行为祖父办理退职。因为那样的话，可以拿到一笔钱，至少暂时的生活可以得到保障。
祖母来到中央银行总部，找到管事的人员说明来意。对方很客气，但是委婉地说：国家正在危难的特殊时期，特别繁忙，抽不出人手来为你办退职。或者，你可以等等，待局势缓和后，我们再为你办理。
过了几天，祖母再去询问，回答还是：对不起。
风声日紧，11月30日，解放军攻占重庆，大战阴云随即笼罩成都。中央银行的职员在忙碌着撤往台湾，再不当机立断，退职的事就更没有机会办理了。
12月初的某天，祖母看见中央银行总裁和随从步出央行餐厅，于是心生一计。
第二天，她把父亲和叔叔姑姑特意打扮好，自己也穿戴整齐，一家子个个派头十足。中午时分来到中央银行餐厅。进了门，祖母就招呼孩子们围上餐巾，稳稳当当地坐在桌前。侍者说：太太，这是为总裁准备的。祖母只说声：知道。侍者不明就里，也不敢怠慢，祖母和孩子们就提前开始用餐了。
不一会儿，央行总裁来了，见饭桌上已经坐上了不知谁家的太太、少爷和小姐，于是吩咐侍者重开一桌。
第三天祖母如法炮制，并不多说一句话。总裁又见到昨天的那一家人，于是就让手下过来询问。祖母报上祖父名号，道明事由，并补充说：先生不在，断了生计，我们只好先到这里吃饭了。
随从禀告上去：孔祥熙的外甥，中央银行一等行员，如此这般 … … 。总裁听后吩咐：即刻办理！
到了具体办事人那里，人家要求出示祖父和家属关系证据。这可又是难题一个，祖父不在成都，所有一切都在他那儿，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凭证。回家后，祖母开始查找一切可能的文件、证件。最后找到了一本“中华民国政府中央银行同仁录”，上面有祖父的名字——郝师俊，及他的高级职位：中央银行一等行员，这也是唯一能证明身份的文件。拿着“同仁录”回去后，祖父的退职就办理了：一共拿到六千多银元，十几个拇指大小的金元宝和几麻袋纸币。
坐吃山空不是山西商人的特色，祖母拿到钱后，立即用其中的一部分买了一辆大卡车。然后经过推荐和面谈，雇用一个会开车的山西小商人，暂先在四川搞运输。然而，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这名山西人，竟驾车一去不返。到最后也不知他是临时见财起意，还是蓄意谋骗；或是被强盗抢劫杀害。
12月底，成都为解放军攻克。
这时候，只剩下了唯一的一条路，回山西，回榆次，回王村去，因为那是家乡。
祖父从天津往榆次，祖母从成都回榆次，他们从不同的地方同时踏上了故乡之路。
祖母带着孩子们，乘大卡车离开成都。一路颠簸着又经历了许多的危险和曲折。一天，汽车行在秦岭的大山里，盘山路曲曲折折。往上看，山高鸟飞绝；朝下望，谷深无底，回音荡漾，好像一下从战火和混乱中进入另一个安逸而神秘的童话世界。就在这时，汽车哼哼几声后突然熄火，紧接着就开始往后溜。全车人都吓呆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副驾驶飞身下车，把手里的一块劈形木块卡在后车轮下。卡车终于没有越过那木块，颤巍巍地停了下来。司机修好了车，继续开行，翻越巍巍秦岭。到西安后，改乘火车，过黄河，回山西。
后记：
1950年，一家人在王村团聚后，经历了土改、挖祖坟等事情，祖父根本无法在家已经不成为家的村里生活。他于是带着全家重新回到北京，通过考试进了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两年前始于北平，又回到北京。
在京工作几年后，因思念家乡再回到太原的山西省人民银行。
祖父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第一是：“知识比金钱重要，因为知识抢不走”。关于知识和金钱的论述，我可以理解，庞大的家产和产业，说没就没了，而他的知识至少可以让他和家人糊口、生活。
然而在30多年前，没有经历过战乱的我对于祖父的第二句话：“和平很可贵”的说法，则感到有点儿莫名其妙。现在看来，清末出生的祖父，童年就遇上了改朝换代的辛亥革命。然后就是军阀混战、十月革命、抗日战争和内战。到真正的战争结束时，他已经四十出头。后来的疾风骤雨给人的冲击，比起战争来也不遑多让，也算不上“和平”。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战争和动乱中挣扎，难怪他那么珍惜和平的时光。
祖父这一辈人是中国过去不堪回首的将近一个世纪的亲历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孤岛。1949望长安是他亲历的人生戏剧之关键一出，将来也必是中国历史的重要一幕。是为记！
祖父和父亲、叔叔及姑姑1947年底在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