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
2007年4月26号，我们从纽约州的布法罗市来到新泽西州。这一天的前一天上午，我们所有的家具、物品被一家搬家公司运上了一辆大卡车。我给卡车司机送上了一打可乐，一打矿泉水，然后问几天后可以和他在新泽西再见。卡车司机说5月1号那一天我们将在新泽西再见。这个又高又大的魁梧白人把手伸给我时，我的心里生出一种深沉的感激。他将要陪伴我们的大小物件开过从布法罗到新泽西这一段寂寞的旅程。小时候我从乡下到城里，从城里到乡下，父母亲总要找一个人来捎带我。临行前他们对我看了又看，对捎带我的人看了又看，叮嘱了又叮嘱，感谢了再感谢。我却是不可以对卡车司机这样啰嗦，什么都在我与他握手的那一刻了，包括对一个出售劳力者的自然同情，在美国最辛苦的七大职业之中，卡车司机排列在第六名。他在高高的驾驶座上面朝我们挥手的时候，我决定等到五月一号再见面时，定要给他足够的小费，还有，要给足他回程时需要的饮料，再送他一袋水果。
大卡车里有一张铁电脑桌。桌面和桌角包括抽屉，几乎所有的部位都是铁做成的，沉重得很。
母亲刚回国不久，才几个月的时间。她给我打电话说关于那只铁电脑桌，若是有可能，就把它带到新泽西去吧。
这张铁电脑桌是父亲捡来的。他从公寓小区里的一个垃圾站和母亲一起把它抬了回来。我很难想象他们有那么大的力气。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周末清晨。实际上布法罗的整个冬天都差不多是大雪纷飞。父母亲把这只电脑桌抬进家门时，身上铺满了雪花。我看着他们把这张铁桌子抬进来的踉跄模样，笑得蹲在地毯上站不起来。父亲一边斥责我说这有什么好笑的一边跟着我笑起来，他总是这样和他的孩子们一起乐着。母亲一边抱怨父亲非要捡起这么沉重的东西，一边数落我至今不懂得任何生活的不易。
然后他们把这张铁桌子放进了他们的卧室，靠着窗。母亲开始为这张铁桌子消毒。她拿出一盒消毒纸巾，大大的圆柱形的蓝色盒子，从里面抽出几张来，把铁桌子的每一个部位甚至每一条边缝都擦了一遍之后又抽出几张来，把铁桌子的每一个部位每一条边缝再擦一遍，她一定在想这一遍可以保证万无一失。她的一生都在为一些东西消毒。
父亲说他在外面就把铁桌子抹得干干净净，母亲这样再清洁两遍只不过想多浪费几团消毒纸巾，并且在子女的面前体现一下她的精细小资生活情调。话还没有说完，母亲就和父亲吵了起来。我从小就习惯了他们的这种争吵，也毫不惧怕他们的争吵。他们之间如果少了这种时不时就会突然发生的争执，日子倒是失去几分幽默感。
母亲的腰身不再那么挺拔，她说这是因为中气不足，她年轻时太拼了，把气耗伤了。说到这里她补充说我最好要像父亲学习，这么大岁数还和年轻人一样，走到哪里都有人说他帅气年轻。
父亲听了转身去画了几只虾，就在铁桌子上面铺开纸张画的。几只虾玲珑如梭，有的飘逸，有的威武，穿梭感和立体感都齐备。画完后他神神秘密地对我说你妈这样说话也只是吹嘘她养育你们成长劳苦功高而已，言外之意就是我倒是没起到什么作用。这又不小心被母亲听见，他们又争吵了起来。在他们这些细致入微的争吵之中，窗外的雪花飘飘洒洒。
他们对生活的热情远远大过了我这个年轻人。不在他们身旁的日子，我的心总是寂寞空荡的。我16岁上了大学，很早就离开了家，最远是从上大学的第一天起就离开了他们。以后，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复等待我回到身边，几乎是在等候他们生命里一场接一场激情的出现。
那个时候很流行书信。白色信封的右上角贴着四方的邮票。他们分别写信给我，有时放在同一个信封里。在我的名字后面他们都冠以我儿两个字。每次开启信封，把折叠整齐的信笺一打开，首先跃入眼帘的是我的名字加上我儿两个字，这四个字让我不得不把视线从这信笺上挪开，背过身去用双手抹完那奔流而出的眼泪。他们简直是世界上最会抒情的作家。其实他们的很多信我都没有勇气读完，那几乎是一场精神的历险，让我从心坎里最柔软最薄弱的地方趟过去，一不小心就要踏破什么。
每一次离开都带着满腹的离别之痛，那沉重之感使得行李倒是成了最轻飘的东西。而我，始终都从独自行走的第一个步伐开始，憧憬回家。
母亲爱在我离家的前一个夜里暗自落泪。父亲气恼地说就是母亲把我弄成了儿女情长的个性。待到分手时，母亲却是显出一种强颜的欢欣，她侃侃而谈，藐视起这一切海角天涯的距离。往往在回头的那一刹那，我看见父亲摘下眼镜抹起了眼睛。
这些复杂纷繁的情感外衣包裹起我的生命，总在透出一种忧伤的华丽。
这一次是父亲先回国的。他来了数月之后就迫不及待地要回国去。他是一个十分热爱秩序的人，必须在签证到期的前两个月回国。他觉得如果在签证到期的前一天回国就像是在别人家做客时把酒喝得一点不剩一样不体面。
父亲在这张铁桌子上作过画，写过文章。他把我的女儿叫成小外。他的画作全部为外孙女所做。在这张丑陋的铁桌子上面，他用毛笔把三百首唐诗抄写了一遍，一张张贴在墙壁上，试图让一个刚学会说话的孩子领略一点什么。他的书法非常不错，无论谁进门来，都要赞叹一遍他的书法。
父亲离开的那一天上午，我们假装快乐地在家门口合了一张影。然后去了机场。那一天很奇怪，我真的没有什么离情别绪。后来我却在照片中看出了自己的黯然神伤。
父亲过了安检，一个人拖着手提箱往前走去。我远远地看着他孤单的身影。他有他的想法和主见，我无法阻止他。那天他和母亲到来时，我也是在这个机场迎接。那天他几乎是神采飞扬。现在他是孤零零的模样。种种悲欢离合，我真应该看淡才好，就像这次离别一样。父亲拖着手提箱折回来，我走近那根标志送客止步的绳子。他在绳子的那一边，我在这一边。我突然想探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景，虽然面对面，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心里真正具体的东西，只看看眼睛，或许更能了解到那些潜伏于心的实在内容。我看了看父亲，他看了我几秒之后就泪花闪烁。这次他没有等我转身之后才摘下眼镜来擦眼睛。这么直接地看见他的眼泪，我低下头去看着自己的鞋子。父亲说他早早回国只是为了下次回来更方便。我点头的那一刻故意看看从他身旁经过的旅客，要这样来掩饰一下此刻正在揪紧的心。然后我朝父亲挥起了手，面带可以让他快乐整个旅途的笑容。
母亲后来改了几次机票。每次到了临行前的那一天她就把机票改后。离开我，她的心像刀割一样疼痛。机票改了三次以后，她真的必须回国了。那天她疼痛万分地去了机场。办理行李托运的时候她搂着我和女儿泣不成声。想起我一个同学的母亲曾经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送别她时晕倒在地上，我听了觉得真不可思议。机场工作人员过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怕母亲会和我同学的母亲一样晕倒，赶紧说请给我一个推车吧。母亲是拒绝这些服务的。一个白人老太太拉住母亲的手往前走，她回头对我说Honey别难过，她的旅途中有我。我转身头也不回地奔向了机场出口。
后来我面对父母亲捡来的铁桌子发了几个月呆。搬家时我把父亲贴在墙壁上的三百首唐诗一张张小心翼翼地摘下，放在一个纸箱里，连同他的画放满了一箱。
到新泽西时，我感觉自己离开了过去，与那面对铁桌子发呆的忧郁时光已经彻底挥别。
我去了新泽西那座最大的华人教堂。我对里面的人说我要受洗。他们说受洗必须学习三个月的受洗造就班。我说我必须立刻受洗。他们把我送进了福音班，在这里谁也难以理解我如此鲁莽仓促的决定。福音班的第一堂课是一个高高瘦瘦的台湾牧师讲道。课堂快结束时他开始呼召，他说有触动的请举手，来接受神的祝福。我举手的那一刻就流下了眼泪。
有人和我谈话，她们要我真正地理解神的福音。我开始毫无边际地诉说人生疾苦，我说父母亲离开后，我尝尽了人间的哀愁，甚至做过心理咨询，是神带领我走出了人生忧郁。她们开始拉着我的手流泪祷告，求神怜悯我的哀伤，说尤其是我一个独生子女，父母却那么早地离去了.......我低头听着这一切，一次次想要打扰分辨，又一次次说服自己这是在祷告，必须恭敬。
最后她们说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只有耶稣的爱才可以不离不弃，才能够时刻将我们环绕。我开始流泪。她们开始赞美主的奇妙恩典。
终于祷告和赞美都结束了。我说我不是独生子女。我的父母亲还健康地活着，现在他们在国内。她们惊讶地看着我，像是还在梦中，无法清醒过来一样。
经过了三个月福音班的学习，又经过了三个月受洗班的学习，我终于有资格接受教堂的施洗。我在大学的团契里为主做了一次见证。我站在那讲台上反反复复抱怨人生的种种离恨情仇，是我们的救主拯救了我哀伤的灵魂，如今离情已逐浮云散，那些伤痛缱绻缠绵已经不再占据我的心头。我忘记了自己到底用了什么内容为主作了一次见证。倒是记得那一个满满的教室里爆发了无数次笑声，这使我不得不频繁地停下来，等他们的笑声稍微平息一点再讲下去。
那只铁桌子，我后来还搬过几次家，一直把它带在身边。搬家的人都要说，这只老古董桌子怎么这么重啊。终于在来到普林斯顿前，我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丢光了，当然包括那张铁桌子。
父母亲再来时，母亲说这就对了，该扔的就扔掉，人总要轻松地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