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大兴安岭的冬天来得早，第一场雪下来后就积住不化了。初雪把队里的大豆全给严严实实地埋在了地里。大豆的成熟期比小麦要长，每年收割大豆都是在和老天爷抢时间。九月份收麦子时，豆荚里的黄豆还没上油，全凭最后几个星期的大太阳把豆粒催熟。在将近一半的年份里，大豆还没来得及收上来时，十月的初雪就降临了。1976年就是这样一个倒楣的年份。
用一双手把埋在雪里的大豆一棵棵地拔起来，算得上是我在黑龙江干过最苦的活了。在寒风下用冻得发紫的两手到雪里去摸索，找到豆杆后使劲拉起来。一天下来，两手被带刺的豆荚刮出上百条伤口，又红又肿。开始还觉得痛，几小时一过就麻木了。这倒也好，麻木了就不痛了。不过再苦，大豆还是得收回来。全村人来年吃的油全靠这些大豆榨出来。
奇怪的是，尽管活这么苦，一天下来，男知青没几个骂人的。大概是因为你看到女青年的手和你的一样可怕，你还是趁早把嘴闭上吧。
不到两星期，大豆就收完了。收完大豆的那一天傍晚，我吃完晚饭回到连部，一打开门，黑色电话机就响了。电话另一端是公社的吴秘书。
“是小叶吗？”
“是我。”
吴秘书的口气急促得很。他让我拿出笔和纸，记录下刚从中央下达的口号，然后抄成大标语在村里张贴。
我一手拿着听筒，一手拿着钢笔，静静地等着吴秘书的话音。
“坚决打倒四人帮！”
四人帮？这是哪门子的事儿？
“打倒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我的笔顿时在纸上停了下来。
原来是这些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和干将们。几个星期之前，在毛主席的追悼会上，他们还站在一排中央领导人的正中。是谁把他们打倒了？！
吴秘书还在接着说什么，我根本没听进耳朵里去。
我要是昨天在公开场合喊出这些口号，大概脑袋要挨枪子了。
我打断他：“吴秘书！” 斟酌了一下，我问他：“你是说，真要我把这些口号张贴出去？！”
“小叶，一个字也不要漏掉，赶快记下来。我还有很多电话要打。”
我手里的笔一边机械性地滑动着记录下一句句口号，脑子里一边打着转，试图从口号里琢磨中央出了什么事。
“继承毛主席遗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革旗手都给抓了起来，文化大革命还是要继续下去。
“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他华国锋敢抓江青？！
“你办事我放心！”
“等等，吴秘书，谁办事谁放心？”
吴秘书说：“小叶，问这么多干嘛！我也不知道。”
此刻，我笔尖停滞的纸页上已经流了一滩墨水，而我的思绪也随着纸张上的口号蔓延。江青，毛主席的夫人，是文革的旗手，几星期之前还身穿黑衣出现在毛主席追悼会上；另外三人也都是毛主席钦定的下一代国家领导人。文革十年来，历史已经改写，无数人已经生灵涂炭，而随文革开始的“金光大道”似乎也会永远向前延伸……直至今天。
我拿着这张纸找到了郑连长，问他怎么办。要是公社的吴秘书今晚突发精神病，我们不是要和他一块儿进监狱了？郑连长和我一起回到连部给公社的车书记挂了电话，核对了这些口号的真实性。接着我去会计室拿了些白纸和墨汁，把口号写成了大标语张贴在大礼堂门外、机务班牆上、连部门前。
大标语还没贴完，我背后已经挤满了知青和老乡们。一开始大家还是窃窃私语，等我贴完时，议论已经公开化了。文革十年下来，政治风云此起彼伏，老百姓早已习以为常。但此时，读着这些大标语，人人都能预感到，一个时代的大变迁近在眼前了。
五班的秦小钢大声嚷着，接我们回上海的火车己经停在塔河车站了。
几天后，我去呼玛县城参加一年一度的县知青代表大会。今年我成了知青标兵。
会议无聊极了。一天八小时坐在那儿听县领导作报告，再听其他青年讲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得体会，表决心要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没什么比这更虚假的了。我不由地在想，台上这些知青前辈们，要是听到接我们返城的火车来了，会不会即刻冲下讲台，打起铺盖就和大家一起离开呢？
这时我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意义已经疑问重重了。不管报纸上说得多么富丽堂皇，人人心里清楚得很，我们的到来没给农村带来实质性的变化。我们自己倒是变化了不少，是得是失，将来才会有定论。而在这时，除了高干子弟之外，没人能看到我们这些芸芸众生的前途。心里这些直觉留在那儿，不能想透，想透了会得抑郁症。与其得抑郁症，还不如跟着大家喊喊口号，哄哄自己，多少给自己的生命注入一点意义。想到这一层，看着台上台下的前辈们，我也不觉得他们幼稚可笑了。我举起拳头，也跟着呼喊：
“反帝防修，保卫边疆！”
“听毛主席的话，扎根农村干革命！”
“走一辈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万岁、万万岁！”
回村子的路上，我到公社人民武装部去了一趟。上个月我清点武器时，发现小分队的一枝半自动的枪托裂了一条缝，班里谁也不知道是怎么搞坏的。上星期，人武部打电话通知我，替换的枪托已经到了。从人武部的张干事那儿我打听到，养路段的女班要出车往三合村的方向修路。
等我赶到养路段时，敞篷卡车的后车厢上已经堆满了拍得板板实实的黄沙。养路段的七八个浙江女青年背靠背，排成两溜坐在沙堆顶上。车子的发动机已经启动了。
我爬上沙堆，靠着她们坐下来。这时我发现村里另一个男青年小杜也在车上。小杜是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子弟中学的应届高中生，几个月前刚毕业，也像我一样志愿报名来了三合。
这辆崭新的敞篷卡车刚从东德进口，铮亮的深蓝色车身在阳光下能当镜子。坐在我边上的胖胖的女青年告诉我，这是公路局刚接收的车子，今天出车是试车。要是性能好，车子就留下了。她还告诉我，坐在司机边上那个穿皮夹克的中年人是养路段的副段长，今天专门跟车来验收。
进口卡车和国产的解放牌就是不一样。在山间公路上，这辆卡车跑得轻松愉快。碰到颠簸的路面时，车子的悬浮防震系统不会让你有被甩出车外的感觉。解放牌上坡时喘着粗气，吭哧吭哧地往上爬，速度越走越慢，你真怕它停下来往后溜回去。这部进口卡车上坡时几乎不用减速，只是引擎的声音略微加大一些而已。
车子沿公路停了几次。每到一处，我和小杜就跳下车去，帮女青年一起用黄沙填补公路上的坑洼。活干得越快，我们回家越早。这辆车的终点是“五公里”。经过那里的司机报告养路段，那块儿的路面被最近融化的初雪冲出了个大坑。
坐在胖姑娘边上一个面目清秀的女青年引起了我的注意。她一人安静地坐在那儿，不参加其他人的叽叽喳喳的议论。她的眼光一直看着远山，好像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她在想什么？杭州家里的父母？千里之外的男友？还是心里在作诗？她那双美丽又宁静的大眼睛后面的世界锁得紧紧的，让我猜不透。
虽然她没转头，但我盯着她的目光大概被她觉察到了。她把身子向车头转了45度，把背朝向我，仍然仰头望着远方。
我自觉没趣，又觉得她那高傲的神情冒犯了我，便也把身子朝车尾转了45度。这下我俩背朝背了。
过了“七公里”的山梁后，卡车就沿着那段笔直的下坡路一再加速。这段下坡路足足有两公里长，下完坡时就是她们的目的地“五公里”。从“五公里”走回村里也就个把小时。
车子越冲越快，能明显感觉到司机没能踩住刹车。没一会儿，车子几乎接近了自由落体的速度。这时大家都知道不对劲儿了。我们紧紧地拉住边上的人，车上的女青年开始紧张地议论起来。突然，车头开始左右摆动，车尾也向两边猛甩，车上发出一片女青年的尖叫声。我想司机一定刹不住车，想用弯曲行进的方法来增加阻力减低车速。正在这时，卡车开始向左面倾斜，车尾急速地升向空中。我只觉得屁股下的沙堆开始松散，流沙像液体一样飞快地从身子下面滑走。我们一群人手拉着手，开始在空中滚翻。
这是我脑子里留下的最后一幕。
等我再醒过来时，我已经四脚朝天地躺在了公路的正中。
我爬了起来，脑子里一片空白。看到的是周围横七竖八躺着的女青年。公路上撒满了黄沙，卡车在坡下十几米外翻了个车底朝天。驾驶舱顶被压扁了，压得和后箱板一样平。
我使劲地回想出了什么事，但脑子里还是空空的。我呆立在那里，等着记忆慢慢地回到脑子里来。
一点点地，我开始想起我在哪里，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些女青年是谁。
我甩了甩右肩膀和右臂，不痛，没脱节，也没骨折。左肩和左臂也听使唤。我踢了踢左脚，又踢了踢右脚。都没事儿。
好极了！
我走到翻着的卡车边上。这时驾驶员已经爬了出来，沿着车边快速地来回踱步。他眼睛盯着地上，一面走，嘴里一面念念有词，显然是受惊了。车舱里，副段长脚朝天，头朝地，卡在驾驶员的座位上。压扁了的车顶揿着他的脑袋，脖子几乎弯了90度。他的胸脯被紧紧地压在方向盘上，一丝也不能动。
他大叫：“把我弄出来！”
我使劲地拉车门。车门已经弯曲变形，这时和车舱的钢梁搅在一起，纹丝不动。我试着把门踢松，也没用。我回到沙堆边找了一把铁锹，插进门缝里使劲撬。木把撬断了，车门还是纹丝不动。
我听到背后传来了哭泣声，就回过头去，看到胖姑娘的左脚被压在了厢板下。她躺在那儿，看着天空，无助地抽泣着。我走到她边上，跪了下去，用断了把儿的铁锹挖松她腿下的黄沙。
我在帮胖姑娘时，副段长不断在背后叫唤，让我回去帮他。
我心想，你等一下吧。我装着没听到，继续使劲儿挖胖姑娘腿下的沙子。
没一会儿，沙子挖松了。我站起来，把胖姑娘拖了出来，留在路边平躺着。
我回身走回卡车边上。这时，驾驶员已经镇静了下来。他像我之前一样，使劲地拽拉车门。我知道这无济于事，于是我跪下去，探头贴近了碎窗玻璃口，想着该怎么办。
当我的头凑近驾驶舱时，一股柴油味儿冲鼻而来。我看见车厢里滴滴嗒嗒地淌着柴油，便问副段长有没有熄火。
“你小子以为我是傻瓜吗？快把我弄出来！”
我俩的头靠得很近，他的唾沫星随着叫声喷了我一脸。他的脸上充血，变成了猪肝色。
他那无礼的语气激怒了我。我站了起来，说：
“再坚持一会儿吧。”
在我走离时，他冲着我的背影大叫：“你回来！回来！操你姥姥！”
我走到站在路边的养路班女班长身边，问她：“你们一共有几个人？”
“连我八个。”
我点了点横七竖八躺在公路上的姑娘们，一共六个人。加上班长和车厢边的胖姑娘，养路班的人一个不少。
没人压在车底下。没人被黄沙埋着。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小杜。
自从我醒过来后，我还没见到小杜。我跑回车子的后端，趴下身子把脑袋伸进倒扣着的车厢里。在车厢下的黄沙堆里，小杜的灰色夹克衫露出了一角。我拿起铁锹，上半身猫进狭窄的厢板下，开始发疯似地猛铲。
养路班长走过来，问我：“你在干嘛？”
我头也不回地答道：“我们村的小杜……”
“那个小家伙？他跑回你们村去找人了。”
我扔下铁锹，钻出车厢。站起来后，我问她：“你见他跑了？”
“跑得像狍子一样快……”
机灵鬼！
年轻司机还在使劲拉车门，想把副段长弄出来。我和养路班长一起走过去帮他。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车门还是纹丝不动。
副段长这时已经是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一言不发。他倒悬在压扁的驾驶舱里，连我们一眼都不瞧。
我直起腰来对司机说：“等我们村里人带工具来搞吧。”
我走回公路那一边，逐个询问躺在地上的女青年有没有受伤。每个人都点头，但看上去，人人都只是受了惊，似乎都没伤。
躺在最远处的是那个漂亮又高傲的姑娘，那个把头转到另一边的女孩子。这时，她脸色惨白，神志不清地躺在沙堆上。她失去了张力的四肢随意地甩向四方，那修长的躯体则软绵绵地贴在起伏的沙丘上。
我把手掌放在她鼻孔前，一丝气息都没有。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死了。我想去感觉一下她的心跳，不过手刚伸出去就停在了半空。她是一个女的，我去摸她的胸脯，边上的人会怎么想？我从来还没碰过女孩子，别说摸胸脯了。
我突然想起来，可以摸脉搏！
我拉起她的右臂，去找脉搏。她那软弱无力的手臂沉重得很，毫无生气，像橡胶做的一样。隐隐地，我能感觉到那微弱的脉搏在我手指下搏动。
她还活着！
正在这时候，从路边林子里走出一个年轻人。从穿着上看，他也是个城市知青。他肩上背着个半满的白布口袋，其实是一个空枕头套。他应该是在林子里採木耳和蘑菇，听到了公路上的动静走过来的。
在遥远的北国，看到翻车、着火、死人都算不稀奇了。这老兄脸上一点惊异的表情都没有。他一言不发，俯下身来，瞅着地上半死的姑娘和跪在她身边的我，还是一言不发。
他那镇静的神态让我觉得他有些经验，于是我冲着他问：
“她没呼吸了。怎么办？”
“呃……作人工呼吸。”
他一开口就露出了浙江口音。他和这些女青年是同乡。
“你会吗？”
“我学过。我是赤脚医生。”
“那你来。”
“嗯……她是女人。”
“你是赤脚医生还怕这个。她人都要死了！”
他跪了下来，说：“好。我揿她胸口五次，你往她嘴里呼一口气，然后我再来。”
他加了一句：“呼进去的气越多越好。”
我俯下身，开始照他说的替这个垂死的女青年做口对口呼吸。这个姑娘柔软的嘴唇和隐隐的体香，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女人的气息。我极力驱赶着心里的杂念，但心脏还是跳动得很快。
女人是珍贵的。要她活过来！
几年后我学心肺复苏时，才懂得我们那天作的人工呼吸简直是在开“国际玩笑”。那老兄应该把两手掌合起来挤压她的胸骨，而不是分开来上下按她的两个乳房。我呢，吐气时也没把她的鼻孔捏住。我呼进她嘴里的气，没进肺脏就从鼻子里溜走了。尽管如此，我们七弄八弄，她还是清醒过来了，开始自己呼吸。她苍白的脸上也显出了一点血色。她微微睁了一下眼，马上又闭上了。突然，她开始呕吐，吐出的东西糊了一脸。再一吸气，又把呕吐物吸回了鼻孔和喉咙。她又咳又呛，没几秒钟脸色就呈现出青紫色。她又窒息了。
我弯下腰，扶正她的头，把嘴凑近她的口唇，使劲把她口中酸涩的呕吐物吸进我的嘴里。我扭过头来，把呕吐物吐在地上后，又回去吸她口中的东西。如此重复了几次之后，她嘴里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被吸出来了。
我在吸她嘴巴时，她紧紧地闭着双眼，眉毛打着死结，想扭过头去避开我的嘴。我把她的头使劲地按着，不让她动，直到吸完后才放开。
接着她开始连续地咳嗽，一面咳一面呼吸，脸色又变回了粉红色。这时我还是跪在她的头边，注视着她。
她突然睁开了眼睛。看到我的头离她那么近，她举起了无力的双手，使出最后一把劲，把我的脑袋使劲地推开。
我站了起来，心想，不管你把我想像得怎么坏，只要你能活下去，其他都不重要。
遥远的公路那一端传来了“吐吐吐”的拖拉机引擎声。我向坡下望去，看见我们村的“东方红55”正在慢吞吞地使劲爬坡。机车上站着的七八个男青年，这时都一个个跳下车，拿着手里的工具，越过了拖拉机，沿着公路跑上坡来。他们到达后，三下两下就用铁棍把卡车门撬开，把副段长弄了出来。又过了几分钟后，从公路的另一头赶来了两辆养路段的救援卡车。
村里一定给养路段挂了电话。
我回连部后打了盆水洗脸，在镜子里才见到我的形象有多么可怕。我的长脸这时肿得像一个圆圆的篮球，皮肤青里带紫，鼻子消失在浮肿的两片脸颊中央。我已经认不出镜子里的自己了。我被车子甩出去时，面孔一定在路面上滑蹭了一长段距离，皮肤上留下了几十条平行的划痕。
难怪那个女青年醒过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把我推开。看到这样一张吓人的怪脸，她大概宁愿再昏死回去。
两星期后，连部门口停下了两辆北京吉普，车上走下来县公路局的几个领导。他们是来感谢村里对他们车祸提供的救援。
一番寒暄后，局长要和那个“搭车的上海青年”谈一下。郑连长把我点了出来。局长要和我出去谈谈。
我们一同在路边上踱步。他说：“你做的事儿，那些女娃子都告诉了我。我要直接向你道谢啊。”
我说：“没什么，应该的。翻车的原因搞清楚了吗？”
“车都摔烂了，查也查不清。老李不应该代替司机开车。那德国车的刹车也不好使。”
“人伤得重不重？”
“你从车底下拉出来的那个姑娘小腿骨折了，打了石膏，应该不会留下什么问题。你作人工呼吸那丫头，她够惨的。”
说到这儿，局长的脸色沉了下去。
“她的脊椎横断性骨折，下身瘫了。她现在在省立第二医院作康复治疗。大夫说她再走路是不可能了。”
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局长又加了一句：“她出院后，我们要把她送回杭州去，和她父母团圆。”
